目的

探讨手术治疗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合并直肠脱垂的价值，以提高临床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合并直肠脱垂的认知及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11月29日成都肛肠专科医院收治的1例AIDS合并Ⅲ度直肠脱垂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诊疗经过。

结果

该患者因直肠脱垂入院，查体可见肛内肿物脱出肛门外，呈环状，约10 cm，可见有层次的黏膜皱襞，无法手动复位。入院后在骶管麻醉联合静脉全身麻醉下，行“经肛直肠部分切除吻合、经肛盆底重建术”，患者术后恢复原有肛门的正常外观、结构及功能。术后3 d，患者开始排便，成形、质软，且通畅。术后1周，伤口基本愈合，无明显疼痛、出血及水肿，肛门指检及肛门镜检均无异常，肛门直肠测压正常。随访1年未出现直肠脱垂复发。

结论

针对AIDS合并直肠脱垂患者，需重视早期诊断及综合评估，选择个性化手术方式是改善患者预后以及生活质量的关键。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水平对细菌性支气管炎病原菌类型鉴别及对莫西沙星用药的指导价值。

方法

收集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2018年11月至2023年12月收治的236例细菌性支气管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全自动细菌鉴定仪检测患者细菌病原菌类型，比较革兰阳性菌组（160例）和革兰阴性菌组（76例）患者PCT水平。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PCT水平对细菌性支气管炎病原菌类型的鉴别价值，再以数字表法随机将研究对象分为PCT指导组（根据患者PCT水平给予莫西沙星治疗）和对照组（常规莫西沙星治疗），每组各118例。比较两组患者症状消失时间、炎症因子水平及临床疗效。

结果

236例细菌性支气管炎患者中检出革兰阳性菌160株，检出率为67.80%；革兰阴性菌76株，检出率为32.20%。与革兰阳性菌组［2.27（0.72，6.22）ng/ml］相比，革兰阴性菌组患者PCT水平［7.13（2.50，17.65）ng/ml］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 = 6.365、P ＜ 0.001）。PCT水平对细菌性支气管炎患者病原菌类型鉴别的ROC曲线分析显示，PCT水平为5.42 ng/ml时约登指数（0.535）最高，对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39和0.796，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84。PCT指导组患者喘息消失时间［（2.77 ± 0.83）d］、体温恢复时间［（2.68 ± 0.81）d］、咳嗽消失时间［（3.52 ± 1.41）d］及住院时间［（5.67 ±2.46）d］均显著低于对照组［（4.36 ± 1.32）d、（4.53 ± 1.44）d、（6.27 ± 1.39）d和（9.12 ± 3.52）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 11.077、12.163、15.088、8.727，P均＜ 0.001）。治疗1 d、7 d和14 d后，PCT指导组患者咳嗽症状评分和C-反应蛋白（CRP）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7 d和14 d后，PCT指导组患者PCT和白细胞计数（WBC）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01）。PCT指导组患者接受治疗14 d后总有效率为93.22%（110/118），显著高于对照组（77.12%、91/1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2.110、P = 0.001）。

结论

血清PCT水平可以作为鉴别细菌性支气管炎病原菌类型的有效指标，通过监测血清PCT水平可指导细菌性支气管炎患者应用莫西沙星。

目的

探究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水平在不同年龄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患儿的差异及其对转归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2月至2024年3月岳池县人民医院收治的132例RMPP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年龄分为婴幼儿组（≤ 3岁、38例）、学龄前组（3～6岁、48例）和学龄期组（≥ 6岁、46例）。比较不同年龄段患儿性别、体质量指数（BMI）以及发热、喘息、气促、湿啰音、哮鸣音、咯痰、咳嗽和皮损占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不同年龄RMPP患儿HMGB1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8（IL-8）、免疫球蛋白A（IgA）、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白M（IgM）、CD3⁺ T、CD4⁺ T、CD8⁺ T、CD4⁺/CD8⁺ T的相关性；根据不同转归将入组RMPP患儿分为好转组（101例）和恶化组（31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RMPP患儿预后的影响因素；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HMGB1与年龄对RMPP患儿预后的协同作用；应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RCS）分析HMGB1水平与RMPP患儿病情恶化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

结果

婴幼儿组、学龄前组和学龄期组RMPP患儿发热（χ² = 20.696、P ＜0.001）、喘息（χ² = 17.109、P ＜ 0.001）、气促（χ² = 20.213、P ＜ 0.001）、湿啰音（χ² = 11.305、P = 0.004）、哮鸣音（χ² = 19.072、P ＜ 0.001）、咯痰（χ² = 21.414、P ＜ 0.001）、ESR（F = 30.461、P ＜ 0.001）、NE（F = 9.848、P ＜ 0.001）、PCT（F = 62.067，P＜0.001）、CRP（F = 12.372、P ＜ 0.001）、HMGB1（F = 29.395、P ＜ 0.001）、TNF-α（F = 44.713、P ＜ 0.001）、IL-6（F =3.206、P = 0.044）、IL-8（F = 22.069、P ＜ 0.001）、IgA（F = 71.892、P ＜ 0.001）、IgG（F =4.142、P = 0.018）、IgM（F = 17.033、P ＜ 0.001）、CD3⁺ T（F = 22.663、P ＜ 0.001）、CD4⁺ T（F = 10.431、P ＜ 0.001）、CD8⁺ T（F = 5.878、P = 0.004）以及CD4⁺/CD8⁺ T（F = 13.238、P ＜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婴幼儿组、学龄前组和学龄期组RMPP患儿中，CD3⁺ T、CD4⁺ T和CD4⁺/CD8⁺ T均与HMGB1水平呈负相关，TNF-α、IL-6、IL-8、IgA、IgG、IgM和CD8⁺ T均与HMGB1水平呈正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NF-α（OR = 1.242、95%CI：1.31.182～2.307、P = 0.048）、IL-6（OR = 5.766、95%CI：1.308～10.312、P = 0.035）、IL-8（OR =2.445、95%CI：1.166～5.156、P = 0.040）、IgA（OR = 2.782、95%CI：1.389～9.332、P = 0.009）、IgG（OR = 9.186、95%CI：1.224～13.264、P = 0.020）、IgM（OR = 3.354、95%CI：1.179～6.196、P = 0037）、CD3⁺ T（OR = 2.807、95%CI：1.193～5.294、P = 0.026）、CD4⁺/CD8⁺ T（OR = 1.421、95%CI：1.204～5.245、P = 0.042）和HMGB1（OR = 4.628、95%CI：1.318～6.141、P = 0.003）均为影响RMPP患儿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HMGB1＞ 86 ng/ml和年龄≥ 6岁两因素共同存在时（OR =2.746、95%CI：1.396～4.462、P = 0.013），RMPP患儿恶化风险更高；RCS模型分析显示，无论是否校正混杂因素，HMGB1与不同年龄RMPP患儿病情恶化均呈非线性正相关（调整前P_非线性 = 0.034、0.046、0.069；调整后P_非线性 = 0.053、0.067、0.084）。

结论

HMGB1水平在不同年龄RMPP患儿中差异显著，且与TNF-α、IL-6、IL-8、IgA、IgG、IgM、CD8⁺ T呈正相关，与CD3⁺ T、CD4⁺ T和CD4⁺/CD8⁺ T呈负相关；HMGB1水平与RMPP患儿疾病恶化风险呈正相关，对转归具有一定预测价值。

目的

探究阴道黏膜免疫功能与人乳头瘤病毒（HPV）16/18感染对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患者艾拉-光动力疗法（ALA-PDT）疗效的影响及交互作用。

方法

收集江阴市中医院2021年6月至2023年3月收治的124例CIN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ALA-PDT疗效将患者分为无效组（31例）和有效组（93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阴道黏膜免疫功能及HPV16/18感染情况，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IN患者ALA-PDT治疗无效的影响因素，并应用广义多因子降维模型分析阴道黏膜免疫功能与HPV16/18感染对CIN患者ALA-PDT疗效的交互作用。

结果

有效组和无效组CIN患者年龄（χ² =4.803、P = 0.028）和流产史（χ² = 12.949、P ＜ 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有效组患者CD3⁺ T淋巴细胞［（60.05 ± 12.26）% vs.（48.82 ± 9.63）%：t = 4.641、P ＜ 0.001］、CD4⁺ T淋巴细胞 ［（39.05 ± 7.05）% vs.（33.10 ± 5.21）%：t = 4.318、P ＜ 0.001］、CD4⁺/CD8⁺ T［（1.38 ± 0.31）vs.（1.09 ± 0.23）：t = 4.783、P ＜ 0.001］、IgA［（2.21 ± 0.66）g/L vs.（1.61 ± 0.43）g/L：t = 4.731、P ＜ 0.001］、IgG［（13.68 ± 4.18）g/L vs.（10.35 ± 3.21）g/L：t = 4.051、P ＜ 0.001］、IgM［（1.26 ± 0.29）g/L vs.（1.07 ± 0.23）g/L：t = 3.314、P = 0.001］及HPV16/18阳性占比［37（39.78%）vs. 21（67.74%）：χ² = 7.299、P = 0.007］显著高于无效组；而CD8⁺ T淋巴细胞［（27.50 ± 6.08）% vs.（30.36 ± 7.11）%：t = 2.172、P = 0.032］则显著低于无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 = 1.864、95%CI：1.100～3.158、P = 0.021）、CD4⁺/CD8⁺ T（OR = 0.586、95%CI：0.433～0.792、P = 0.001）、IgA（OR = 0.657、95%CI：0.497～0.868、P = 0.003）及HPV16/18感染（OR = 2.767、95%CI：1.239～6.180、P = 0.013）均为CIN患者ALA-PDT治疗无效的独立影响因素。GMDR交互作用分析显示，CD3⁺ T淋巴细胞、CD4⁺ T淋巴细胞、CD8⁺ T淋巴细胞、CD4⁺/CD8⁺ T、IgA及HPV16/18感染在CIN临床疗效中呈交互作用（检验样本准确度 = 0.7342、P ＜0.01）。

结论

年龄、CD4⁺/CD8⁺ T、IgA水平及HPV16/18感染均为CIN患者ALA-PDT治疗无效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以上因素建立的Logistic回归模型可对ALA-PDT疗效进行预测。

目的

探究肝素结合蛋白（HBP）与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在儿童大叶性肺炎（LP）中的动态变化，并分析HBP和IL-6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3年8月苏州市吴江区儿童医院收治的160例LP患儿临床资料。根据肺炎病情分为普通肺炎组（93例）和重症肺炎组（67例），另选择同期体检的健康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60例）。比较3组儿童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指标，分析普通肺炎组和重症肺炎组患儿治疗前和治疗后3 d、7 d和14 d的HBP和IL-6水平。应用分层回归（前进法）分析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BMI）、发热时间、住院时间、肺叶病变和病原体分布对ΔHBP和ΔIL-6的影响。应用局部加权回归（Lowess）分析普通肺炎组和重症肺炎组HBP与IL-6水平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HBP和IL-6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的独立相关性。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HBP、IL-6单独与二者联合对LP病情严重程度的诊断效能。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模型分析HBP和IL-6水平与病情关联强度的剂量-反应关系。应用决策曲线分析评估HBP、IL-6模型的临床实用价值。

结果

普通肺炎组、重症肺炎组和健康对照组儿童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NEU）、淋巴细胞（LYM）、血小板（PLT）、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免疫球蛋白A（IgA）、免疫球蛋白M（IgM）、免疫球蛋白G（IgG）、CD4⁺ T、CD8⁺ T和CD4⁺/CD8⁺ T淋巴细胞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 = 10.899、68.235、7.467、24.068、41.612、151.070、283.137、435.08、73.047、68.450、59.703、28.519、32.398、30.491，P均＜ 0.001）。普通肺炎组与重症肺炎组患儿发热时间、住院时间、NEU、PLT、NLR、ESR、CRP、PCT、IgA、IgG、IgM、CD4⁺ T、CD8⁺ T和CD4⁺/CD8⁺ T（t = 7.681、8.628、3.969、4.125、4.474、5.551、4.025、11.996、7.188、6.208、4.005、3.151、4.046、4.463，P均＜ 0.001）以及治疗前、治疗后3 d、7 d和14 d的HBP和IL-6水平（HBP：t = 19.684、17.632、14.883、6.72，P均＜ 0.001；IL-6：t = 11.667、10.454、9.444、18.424，P均＜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分层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肺叶病变和病原体分布对ΔHBP、ΔIL-6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ΔHBP：F = 25.074、21.935、17.402、14.333、10.577，P均＜ 0.001；IL-6：F = 14.512、12.249、11.248、18.218、20.506，P均＜ 0.001）。Lowess分析结果显示，普通肺炎组和重症肺炎组患儿HBP与IL-6均呈显著线性正相关（r = 0.50、0.53，P均＜ 0.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协变量后，HBP与IL-6仍是LP病情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OR = 1.758、95%CI：1.622～1.891、P ＜ 0.001；OR = 1.207、95%CI：1.154～1.260、P = 0.001）；与LP病情严重程度存在独立相关性，HBP与IL-6从低到高五分位数组趋势性检验存在统计学意义（t = 13.002、6.068，P_趋势均＜ 0.001），敏感性分析显示E值分别为1.701和1.273。亚组分析显示，普通肺炎组和重症肺炎组中肺炎支原体感染与肺炎链球菌感染儿童在治疗前、治疗后3 d、7 d和14 d的HBP和IL-6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01）。诊断LP病情严重程度的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HBP与IL-6联合诊断效果更优，AUC为0.991（95%CI：0.980～0.999、P ＜ 0.001），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较单一指标诊断均提高，分别为94.03%、97.85%和96.25%。RCS模型分析结果显示，HBP、IL-6水平与LP病情关联强度呈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非线性= 0.331、0.544）。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HBP和IL-6预测模型临床实用价值较高。

结论

HBP和IL-6水平在儿童LP中显著升高，且与病情严重程度独立相关，是评估病情的重要生物标志物，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目的

分析重度肺炎患儿感染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PIBO）的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验证。

方法

收集扬州大学建湖临床医学院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收治的252例重度肺炎患儿病历资料。随访6个月，根据患儿是否发生PIBO分为PIBO组（192例）和非PIBO组（60例）。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指标，筛选重度肺炎患儿发生PIBO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发生PIBO的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通过决策曲线、校准曲线评估预测模型的临床实用性和校准度。

结果

252例重度肺炎患儿中发生PIBO者共60例，PIBO发生率为23.81%。PIBO组患儿月龄低于非PIBO组［（18.87 ± 6.72）月 vs. （28.30 ± 9.04）月：t = 8.648、P ＜ 0.001）］，热程长于非PIBO组［（13.77 ± 3.75）d vs. （9.92 ± 3.05）d：t = 8.057、P ＜ 0.001）］，LDH水平高于非PIBO组［（725.78 ± 98.72）U/L vs. （628.49 ± 88.35）U/L：t = 7.236、P ＜ 0.001）］，机械通气时间长于非PIBO组［（7.10 ± 2.33）d vs.（4.89 ± 0.97）d：t = 10.541、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月龄（OR = 0.836、95%CI：0.773～0.904）、热程（OR：1.548、95%CI：1.288～1.861）、LDH（OR = 1.014、95%CI：1.008～1.021）和机械通气时间（OR = 2.060、95%CI：1.496～2.836）均为重度肺炎患儿发生PIBO的独立影响因素（P均＜0.001）。列线图预测模型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960（95%CI：0.937～0.984）。预测模型校准曲线提示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相近，校准度良好。预测模型决策曲线DCA位于None线及All线上方，提示在该范围内模型具有临床实用性。Hosmer-Lemeshow χ²检验预测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结论

月龄、热程、LDH和机械通气时间均为重度肺炎患儿发生PIBO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以上独立影响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为早期识别和干预重度肺炎患儿PIBO提供实用工具。

目的

建立基于重组酶介导等温扩增技术（RAA）-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相关蛋白（CRISPR-Cas13a）系统检测肺炎克雷伯菌（KP）的方法。

方法

设计筛选检测KP特异的CRISPR RNA（crRNA）和RAA引物对，建立基于RAA-CRISPR-Cas13a技术快速准确检测KP的方法。RAA-CRISPR系统和荧光定量PCR（RT-qPCR）方法比较使用合成的KP质粒。从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链球菌临床菌株中提取基因组DNA，进行RAA-CRISPR检测，评估该方法的特异性。收集2023年4月至2024年3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50份临床样本（包含30份细菌培养KP阳性样本和20份KP阴性样本），分别使用RAA-CRISPR和RT-qPCR方法进行KP检测，比较两种方法的灵敏度、阳性符合率和阴性符合率。结果数据应用方差分析和配对t检验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使用KP阳性质粒筛选出检测KP效果最佳的crRNA和RAA引物，建立了CRISPR-Cas13a检测KP的方法。CRISPR-Cas13a检测KP质粒的灵敏度可达1拷贝/μl，高于RT-qPCR（10拷贝/μl）；特异性评价结果显示，未与非靶标菌株产生交叉反应，提示CRISPR-Cas13a系统特异性较好。样本检测以细菌培养为金标准，RAA-CRISPR和RT-qPCR两种方法的灵敏度分别为100%（30/30）和83.3%（25/30）；两种检测方法的阳性符合率分别为100%（30/30）和83.3%（25/30），阴性符合率均为100%。

结论

本研究将RAA扩增技术与CRISPR-Cas13a技术相结合，建立了准确检测KP的方法，该方法可精准检测KP，有助于临床诊断KP感染以进行及时有效地治疗。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虫媒传染病，其临床特征为突起发热、全身疼痛、皮疹、出血及白细胞减少等，重症患者多伴有多脏器严重损伤，甚至死亡。我国登革热疫情有向全国各地蔓延的趋势，部分内陆省份医师对登革热的早期诊断及重症救治经验不足。为进一步规范登革热临床诊疗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局在《登革热诊疗指南（2014年版）》（第2版）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和诊疗经验，制订了《登革热诊疗方案（2024年版）》。此版诊疗方案较2014版诊疗指南主要在发病机制、诊断标准、治疗原则等方面做了较多的更新，本文主要在上述方面进行解读，旨在提高医疗质量，降低重症率和病死率。

目的

探讨猫抓病的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

方法

报告1例2024年8月15日就诊于南方科技大学医院感染科的62岁男性患者，以“发热伴左上臂肘部和左腋窝淋巴结肿大5天”入院，发病前有猫抓史，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猫抓病待排除，经病原宏基因捕获测序技术（MetaCAP）临床诊断为猫抓病的临床经过。

结果

该患者MetaCAP检测出汉塞巴尔体，经积极抗感染治疗，体温控制，左上臂和腋窝肿大的淋巴结较前缩小，左上臂肿大的淋巴结大者由23 mm × 12 mm缩小为21 mm× 10 mm，腋窝肿大淋巴结大者由27 mm × 11 mm缩小为20 mm × 8 mm。

结论

对于不明发热伴淋巴结肿大的患者，有猫犬等动物抓伤史，需要考虑到猫抓病的可能，MetaCAP对猫抓病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探讨北京市本土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FTS）患者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本土SFTS患者病例资料，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

结果

共收治15例确诊SFTS的本土患者，其中男性8例，女性7例；康复患者12例，死亡患者3例。其中2023年本院共收治6例SFTS患者均康复出院，2024年收治的9例SFTS患者中死亡3例。15例患者年龄平均为（61.0 ± 8.7）岁；发病时间集中在5～9月份；居住地主要集中在平谷区、通州区及门头沟区；其中80%（12例）患者为农民。3例（20%）患者发病前有明确被蜱虫叮咬史，4例（26.6%）患者发病前接触家中被蜱虫叮咬的宠物犬，还有2例（13.3%）患者发病前接触了患病的骆驼。康复患者中50%（6例）无基础疾病，3例死亡患者均有心血管基础病。15例患者均有发热、乏力，73.3%（11例）患者伴有消化道症状，53.3%（8例）患者出现肌肉酸痛。3例死亡患者均出现明显的神经系统异常表现，其中2例（66.7%）死亡患者有出血表现。15例患者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为（1.0～3.0）× 10⁹/L，1例死亡患者白细胞计数降至0.9 × 10⁹/L；患者血小板计数均有减少，2例患者低于30 × 10⁹/L。15例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脏器损害，3例死亡患者尿蛋白为3+～4+，尿潜血均为3+，其中2例患者肾功能指标中肌酐和尿素水平明显升高。15例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凝血功能异常，主要为D-二聚体升高。

结论

目前北京市本土病例主要为中老年农民患者，发病时间为5～9月份，居住地集中在北京周边地区。部分患者与感染动物密切接触而发病，如家养宠物狗。高龄、伴心血管基础病、神经系统异常表现、有出血倾向以及肾功能损害严重的患者预后不佳。

目的

探讨二维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2D-SWE）对囊型肝包虫病（CE）分型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2018年7月至2023年7月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住院的CE患者共91例，患者均行常规彩色多普勒超声、2D-SWE、CT或MRI检查，因2D-SWE在囊性病灶中剪切波传播速度几乎为零，故排除41例CE1和CE2型患者，入组有实性成分的50例CE3～CE5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CT/MR结果作为分型标准分为CE3型组（15例）、CE4型组（19例）和CE5型组（16例），计量资料（年龄、病灶左右径、病灶前后径、CE硬度值和周围肝脏硬度值）的3组整体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性别、病灶数目和病灶部位）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CE分型与CE硬度值间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和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2D-SWE对CE分型的诊断能力。

结果

CE3型、CE4型和CE5型CE硬度平均值分别为（15.77 ± 5.83）kPa、（34.15 ± 9.28）kPa和（50.80 ± 13.73）kPa，Spearman等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CE分型与CE硬度平均值呈正相关（r = 0.821、P ＜ 0.001）。CE3组、CE4组和CE5组患者CE硬度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45.991、P ＜ 0.001），CE硬度值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E3型组 vs. CE4型组：t =-5.236、P ＜ 0.001，CE3型组 vs.CE5型组：t =-9.590、P ＜ 0.001，CE4型组 vs. CE5型组：t =-4.828、P ＜ 0.001）。2D-SWE鉴别CE3和CE4型的AUC为0.941（95%CI：0.867～1.000、P ＜ 0.001），当截断值为19.5 kPa时，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4.7%和73.3%；2D-SWE鉴别CE4和CE5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26（95%CI：0.684～0.967、P ＜ 0.001），当截断值为47.5 kPa时，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2.5%和89.5%。

结论

2D-SWE是一种安全、经济、无创、快速且可视化的影像学方法，可对肝包虫的生物力学特征进行定量评估，对于CE3、CE4和CE5型分型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测工具。2D-SWE彩色弹性图能实时显示CE病灶区域内软硬度的分布，可为手术方式和手术器械的选择提供参考。

终末期肝病（ESLD）是慢性肝脏疾病致肝脏功能异常的肝病晚期阶段，在ESLD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感染是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可以加速患者病情恶化、导致病死率升高，其发病机制主要包括免疫功能缺陷、全身炎症反应、肝脏合成功能减退、肠道菌群移位和遗传变异等。ESLD并发感染具有起病隐匿、早期诊断困难以及多重耐药率增加等特点，其诊治仍然面临许多困难，本文探讨ESLD合并感染的发病机制，旨在为其预防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血管移植物感染（VGI）是血管移植术后可能出现的一种严重并发症。虽然VGI的发病率相对较低，但其影响却极为严重。VGI不仅会导致器官功能障碍，甚至可能需要截肢，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此外，治疗VGI较长时间的住院和高额的医疗费用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因此，VGI的早期识别和及时治疗至关重要。VGI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术中感染控制、患者免疫状态以及移植物类型等。VGI的临床表现通常较为复杂，既可能表现为局部炎症反应，也可能导致全身感染。VGI的诊断需要综合评估影像学表现、血液培养和组织病理学等；为精确地评估感染的严重程度和病变范围，医生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目前，针对VGI的治疗方法不断发展，从抗菌药物的选择到手术清创和重建手术等，临床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因此，本综述旨在总结不同手术部位VGI的特点、临床表现，并对VGI分类、诊断标准、危险因素以及治疗进展进行总结，为VGI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发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属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人群对麻疹病毒普遍易感，传播速度快，重症可致死。2024年7月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了《麻疹诊疗方案（2024年版）》（以下简称《诊疗方案》）以进一步规范麻疹的临床诊疗工作。本文基于该诊疗方案，从流行病学特点、诊断标准、治疗及预防等方面进行解读，强调麻疹早诊早治的重要性；此外，在治疗上突出了中西医联合治疗的作用；这些措施旨在提高诊疗质量，减少麻疹的并发症和病死率。

阻断乙型肝炎病毒（HBV）母婴传播涉及妇产科、感染科等多个科室，在诊疗中存在孕妇HBV表面抗原（HBsAg）筛查、HBsAg阳性孕妇分娩后新生儿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为提升阻断HBV母婴传播的诊疗质量，国家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组织制定了阻断HBV母婴传播质控指标并进一步制订本共识以指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用此质控指标。本共识对质控指标意义、信息化采集和阻断HBV母婴传播诊治质量持续改进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慢性乙型肝炎（CHB）及并发症临床诊疗存在疾病认知度低、诊断率和治疗率低，治疗和随访不规范等问题。为提高CHB及并发症诊治质量，国家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组织专家制定了CHB及并发症诊治的6项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为指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用这些质控指标，国家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组织专家制订本共识，对CHB及并发症诊治质控指标定义、意义和信息化采集，医院和科室医疗质量持续改进提出了意见。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我国结核病负担沉重，耐药问题尤为突出。肺结核患者的早期识别、病原学诊断和规范化治疗是降低疾病传播、病死率和耐药发生率的关键环节。为提升肺结核诊治质量，国家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制定了一系列肺结核诊治质量控制指标，涵盖非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的肺结核患者转诊率，以及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的肺结核患者病原学阳性率、病原学阳性患者耐药筛查率、标准治疗方案使用率、病原学阴性患者规范化诊断率和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规范处置率等关键环节。本共识提出了指标监测方法、数据采集要求及持续质量改进建议，旨在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肺结核诊治质量的科学化、精细化和规范化管理，从而降低结核病的传播风险和病死率。

首次确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诊疗中存在抗病毒治疗启动延迟、治疗前病情评估不规范以及疗效监测不及时等问题，对疾病控制和预后产生不良影响。为提高HIV感染者诊治质量，国家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组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及我国在HIV感染诊治方面的经验，制订了HIV感染质控指标，包括首次确诊患者抗病毒治疗前病情评估率、7天内启动抗病毒治疗比例、抗病毒治疗半年后疗效评估率和有效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住院患者病死率等。为指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用上述质控指标，国家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组织专家制订本共识，对HIV感染诊治质控指标意义、质控指标信息化采集以及医院和科室HIV感染诊治质量持续改进提出了建议。

目的

探讨肺炎链球菌与EB病毒（EBV）共感染儿童坏死性肺炎（NP）病例的临床特征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4年4月15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清远医院（清远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NP患儿的病历资料，并通过检索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和PubMed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女，2岁，因“咳嗽10余天，反复发热6天，呼吸困难3天”收治入本院。患儿胸部CT显示右肺中叶实变伴多发空洞形成，右侧胸腔积液。对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进行病原学分析，传统病原学检测方法未检出致病微生物，而靶向高通量测序（tNGS）则检出高序列数的肺炎链球菌、人类γ疱疹病毒4型（为EBV）以及低序列数的流感嗜血杆菌和人类哺乳动物腺病毒C组。治疗措施包括给予患儿抗菌药物、祛痰药、抗凝血药、糖皮质激素和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等，以及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BiPAP）、可弯曲支气管镜介入治疗等。治疗21天后患儿康复出院。3个月余随访中，患儿状态良好。相关文献显示，引起我国儿童NP的常见病原体包括肺炎支原体、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流感嗜血杆菌、腺病毒和流感病毒等。国内外医学文献中EBV相关性NP的成人病例已见1例，但儿童病例迄今尚未见报告。

结论

EBV可能参与儿童NP发病，但目前依据尚不充分。基于病原微生物tNGS有助于NP患儿的病原学诊断和抗微生物治疗的精准性，但临床上对其报告应谨慎解读。

目的

探索小婴儿重症无乳链球菌感染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2016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血培养或脑脊液细菌培养无乳链球菌阳性住院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预后将入组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11例）和治愈组（12例）。

结果

共纳入23例患儿，男女比例为14∶9，年龄为5～101 d，＜ 3月婴儿占95.7%（22例）。血流感染合并化脓性脑膜炎13例（56.5%），合并血流感染4例（17.4%），合并化脓性脑膜炎6例（26.1%）。入组患儿中感染性休克12例（52.2%），多脏器功能衰竭12例（52.2%）。硬膜下积液8例（34.8%），脑室管膜炎4例（17.4%），脑积水7例（30.4%）。住院时间为28 h～74 d；治愈12例，死亡3例，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8例。预后不良组较治愈组患儿，病初白细胞计数［1.9（1.1，6.6）× 10⁹/L vs.11.3（3.6，16.1）× 10⁹/L：Z =-2.585、P = 0.010］和血小板计数［152（78，233）× 10⁹/L vs.301（212，412）× 10⁹/L：Z =-2.523、P = 0.012］更低，脑脊液白细胞［1 425（290，3 500）× 10⁶/L vs.153（5，1 495）× 10⁶/L］更高（Z =-2.093、P = 0.036），脑脊液葡萄糖［0.2（0.1，0.3）mmol/L vs. 2.6（0.7，4.1）mmol/L］更低（Z =-3.171、P = 0.002），脑脊液蛋白水平［5 226（2 935，6 892）mg/L vs.937（558，2 997）mg/L］更高（Z =-3.077、P = 0.002），凝血功能指标凝血酶原时间［17.8（14.5，19.4）s vs.12.9（11.9，15.0）s：Z =-3.016、P = 0.003］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3.6（44.2，102.3）s vs.40.6（37.2，47.8）s：Z =-2.893、P = 0.004］均延长，pH值［7.3（7.2，7.4）vs. 7.4（7.3，7.4）］更低（Z =-2.585、P = 0.010），应用3种及以上抗菌药物比例（81.8% vs.33.3%）更高（χ² = 5.490、P = 0.019），成分输血比例（81.8% vs.41.7%）更高（χ² = 3.884、P = 0.049），28 d非ICU住院时间［0（0，1.0）d vs.8.5（0.3，12.5）d］更短（Z =-2.250、P = 0.02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无乳链球菌所致小婴儿感染临床表现严重，对常规使用抗菌药物中青霉素、头孢菌素敏感；但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易导致严重并发症，常见神经系统后遗症。

目的

研究重症肺炎（SP）患者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宏基因组学及其对抗菌药物疗效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选择2022年3月至2024年3月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就诊的126例SP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其使用抗菌药物后的疗效分为有效组（84例）和无效组（42例）。收集两组患者的粪便样本并进行DNA提取，随后进行16S rRNA基因V4区域的测序分析，将测序分析结果纳入宏基因组学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主坐标分析（PCoA）、非参数协方差分析（PERMANOVA）和相似性分析（ANOSIM）分析两组患者肠道菌群丰度、微生物网络和基因功能等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BMI、饮酒史、吸烟史、并发症、是否合并基础疾病和基础疾病用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稀释性曲线和物种累积曲线显示，该体系测序数量充足，测序深度合理。α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两组间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 3.958、P = 0.025，t = 6.583、P ＜0.001）；β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样本菌群显著分离（F = 6.665、P ＜ 0.001）。两组样本在门层级水平上共检测出18个菌门，主要为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和软壁菌门等；在属层级水平上，共检测出952个菌属，其中有8个菌属的相对丰度在3%以上，两组患者的优势菌种不一致。丰度比较结果显示：在门水平上，有效组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相对丰度低于无效组（t = 14.889、P ＜ 0.001，t = 2.508、P = 0.013），有效组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和软壁菌门相对丰度高于无效组（t =17.776、P ＜ 0.001，t = 16.802、P ＜ 0.001，t = 1.997，P = 0.048）；在属水平上，有效组肠球菌属、链球菌属、克雷伯菌属和瘤胃球菌属相对丰度高于无效组（t = 16.663、P ＜ 0.001；t = 6.313、P ＜0.001；t = 9.826、P ＜ 0.001；t = 13.158、P ＜ 0.001），有效组双歧杆菌属、大肠埃希菌属和梭菌属相对丰度低于无效组（t = 16.642、P ＜ 0.001，t = 18.814、P ＜ 0.001，t = 12.762，P ＜ 0.001）。网络分析显示，有效组微生物网络节点和边的数量显著高于无效组，微生物网络结构比无效组更加复杂。基因功能富集分析显示，有效组相对丰度较高的基因功能是ATP结合、IMP生物合成过程和氯酸盐生物合成过程；无效组相对丰度较高的基因功能是胞质、核糖体的结构成分等。通路富集分析显示，有效组相对丰度较高的信号通路为淀粉降解、蔗糖降解和异亮氨酸生物合成；无效组相对丰度较高的信号通路为异戊二烯生物合成和甲基赤四醇磷酸途径。

结论

抗菌药物治疗有效的SP患者样本丰度较高的菌群为肠球菌属、链球菌属和克雷伯菌属等；抗菌药物治疗无效的SP患者样本丰度较高的菌群为肠球菌属、大肠埃希菌属和双歧杆菌属等，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宏基因组学对抗菌药物的疗效具有一定预测价值。

目的

探讨不同胎龄嗜酸性粒细胞（EOS）增多症早产儿的临床特征，发生感染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及不同感染性疾病与EOS增多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0年5月至2022年6月乐山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232例EOS增多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胎龄分为极早产组50例（27周≤胎龄＜ 32周）、中期早产组58例（32周≤胎龄＜ 34周）和晚期早产组124例（34周≤胎龄＜ 37周）。按1∶1∶1倾向性匹配后，3组患者均为48例。比较匹配后3组患儿性别、产妇围生期高危因素、肺出血、剖宫产、抗菌药物使用、机械通气、输血、白细胞升高、胃肠道异常表现、宫内窒息、母亲情况、感染性疾病、多胎、胎膜早破、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羊水污染、前置胎盘、宫内感染、喂养不耐受、出生胎龄、出生体重、出生头围、出生身长、母亲年龄、胎龄、出生体重、出生头围、出生身长、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根据是否发生感染性疾病，将匹配后的144例患儿分为感染性疾病组（41例）和非感染性疾病组（103例），比较该两组患儿出生体重、出生头围、出生身长、剖宫产、多胎、宫内窒息、胎膜早破、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羊水污染、前置胎盘、宫内感染、PCT、IL-6、TNF-α、胎龄和EOS计数。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EOS增多患儿发生感染性疾病的影响因素；采用平滑曲线拟合分析早产儿EOS增多程度与常见感染性疾病发生率的曲线关系并进行阈值效应分析。

结果

匹配后，极早产组、中期早产组和晚期早产组患儿胎龄（F = 18.633、P ＜ 0.001）、出生体重（F = 5.387、P ＜ 0.001）、出生头围（F = 4.330、P ＜0.001）、出生身长（F = 4.708、P ＜ 0.001）、剖宫产（χ² = 8.792、P = 0.012）、抗菌药物使用（χ² =13.580、P = 0.001）、感染性疾病［坏死性小肠结肠炎（χ² = 6.257、P = 0.043）、败血症（χ² = 7.412、P = 0.024）、脑膜炎（χ² = 7.304、P = 0.026）、肺炎（χ² = 7.304、P = 0.026）、泌尿系统感染（χ² =7.412、P = 0.024）］以及实验室指标［PCT（F = 13.236、P ＜ 0.001）、IL-6（F = 25.017、P ＜ 0.001）和TNF-α（F = 7.948、P = 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感染性疾病组患儿PCT ≥ 0.44 μg/L（χ² =31.109、P ＜ 0.001）、IL-6 ≥ 0.44 ng/L（χ² = 20.990、P ＜ 0.001）、TNF-α ≥ 14.59 ng/L（χ² = 9.536、P = 0.002）、胎龄（27周≤胎龄＜ 32周）（χ² = 6.206、P = 0.045）、EOS计数≥ 1.5 × 10⁹/L（χ² =8.585、P = 0.003）和喂养不耐受（χ² = 14.107、P ＜ 0.001）患儿占比显著高于非感染性疾病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CT ≥ 0.44 μg/L（OR = 2.284、95%CI：1.023～5.354、P = 0.021）、IL-6 ≥ 0.44 ng/L（OR = 6.216、95%CI：1.312～11.624、P = 0.015）、TNF-α ≥ 14.59 ng/L（OR =6.892、95%CI：1.245～9.654、P = 0.001）、胎龄（27周≤ 胎龄＜ 32周）（OR = 7.004、95%CI：3.654～16.324、P = 0.014）、EOS计数 ≥ 1.5 × 10⁹/L（OR = 5.610、95%CI：1.268～9.021、P = 0.004）以及喂养不耐受（OR = 7.840、95%CI：2.364～11.654、P = 0.002）均为EOS增多患儿发生感染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广义相加模型和曲线拟合分析显示，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脑膜炎、肺炎和泌尿系统感染发病率均与早产儿EOS计数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随着EOS计数的升高，早产儿感染性疾病发生率随之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

结论

PCT、IL-6、TNF-α、胎龄、EOS计数中重度升高和喂养不耐受均为EOS增多患儿发生感染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脑膜炎、肺炎和泌尿系统感染发病率与早产儿EOS计数均呈非线性正相关。

目的

探讨核苷（酸）类似物（NAs）经治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CHB）和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达到完全病毒学应答后血清乙型肝炎病毒（HBV）核糖核酸（RNA）仍可检测到的相关影响因素及特点。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连续纳入2020 年3 月至2024 年4 月就诊于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肝病科门诊的360 例CHB 和149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均接受NAs 治疗且达到完全病毒学应答，通过实时恒温扩增和检测技术（SAT）检测HBV RNA。根据HBV RNA 是否低于检测下限将患者分为HBV RNA 可测组（335 例）和HBV RNA 不可测组（174 例）。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与血清HBV RNA 可测的相关因素。在HBV RNA 可测组中比较不同诊断、HBV e 抗原（HBeAg）状态、HBV 表面抗原（HBsAg）水平患者HBV RNA 定量差异。

结果

HBeAg 阳性患者血清HBV RNA 阳性率为94.6%（157/166），高于HBeAg 阴性患者的51.9%（178/343）（χ² =90.582、P ＜ 0.001）；HBV RNA 可测组较HBV RNA 不可测组患者HBsAg 水平［3.1（2.6，3.6）log₁₀IU/ml］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6.239、P ＜ 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乙型肝炎肝硬化（OR = 2.305、95%CI：1.419 ～3.742、P = 0.001）、HBeAg 阳性（OR = 14.852、95%CI：7.212 ～30.586、P ＜ 0.001）以及血清HBsAg ＞ 2.56 log₁₀IU/ml（OR =2.645、95%CI：1.654 ～4.232、P ＜ 0.001）均为血清HBV RNA 可测的危险因素。

结论

NAs 经治实现完全病毒学应答的患者中，乙型肝炎肝硬化、HBeAg 阳性以及较高水平HBsAg 均为血清HBV RNA 可测的危险因素，在这部分患者进行HBV RNA 检测有助于更全面评估病毒转录和复制状态。

目的

分析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患儿感染多重耐药菌（MDRO）的危险因素及超敏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hs-CRP/ALB）的诊断价值。

方法

以2020年10月至2023年10月昆山市妇幼保健院NICU中发生MDRO感染的105例新生儿作为MDRO组，非MDRO感染的150例作为非MDRO组，收集同期150例健康新生儿为健康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感染MDRO的危险因素并采用受试者特征工作（ROC）曲线评价hs-CRP/ALB对新生儿感染MDRO的诊断价值。

结果

出生时体重（OR = 2.065、95%CI：1.184～3.600、P = 0.011）、Apgar评分（OR = 2.470、95%CI：1.294～4.717、P = 0.006）、抗菌药物使用时间（OR = 2.576、95%CI：1.287～5.155、P = 0.008）、深静脉置管（OR = 2.751、95%CI：1.268～5.971、P = 0.010）均为NICU新生儿感染MDRO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健康组相比，MDRO组患儿hs-CRP、ALB、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中性粒细胞绝对数（NEUT#）和hs-CRP/ALB在入院第1天和第3天均显著高于健康组（P均＜ 0.05）。与非MDRO组相比，MDRO组患儿hs-CRP、ALB、WBC、NLR、NEUT#和hs-CRP/ALB入院第1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但入院第3天hs-CRP、ALB、NLR和hs-CRP/AL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第3天检测hs-CRP/ALB用于区别诊断MDRO和非MDRO组新生儿的敏感性为63.09%，特异度为86.67%；与存活组相比，死亡组患儿hs-CRP、ALB、hs-CRP/ALB在入院第3天和第5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NLR入院第5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3.878、P ＜ 0.001），NEUT#入院第3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 2.533、P = 0.013），而WBC入院第3天和第5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多重耐药/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MDR/PDR-PA）感染新生儿hs-CRP/ALB均＞ 0.36；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肠杆菌科细菌、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和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R-AB）感染的新生儿hs-CRP/ALB＞0.36者分别占83.33%、86.67%、80.00%和80.00%。

结论

检测hs-CRP/ALB可初步判断新生儿感染程度，且应针对新生儿感染MDRO危险因素采取相应预防措施。

目的

探讨鼻腔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和髓过氧化物酶（MPO）阳性率检测对过敏性鼻炎（AR）患儿合并呼吸道病毒感染的诊断价值，并评估鼻喷激素联合干扰素的疗效。

方法

收集2022年4月至2023年4月于昆明市儿童医院就诊的362例患儿的鼻灌洗液样本，应用RT-PCR检测6种常见呼吸道病毒，采用视觉模拟量表评分（VAS）评估患儿症状，应用胶体金试纸检测样本ECP-MPO阳性率；给予呼吸道病毒阳性患儿鼻喷激素联合干扰素治疗，分析患儿症状改善程度。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计量资料（VAS评分）根据是否正态分布采用非配对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行组间比较。

结果

362例入组患儿呼吸道病毒总检出率达48%（174/362），主要检出病毒为鼻病毒（40%、145/362）。未接受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AIT）患儿中呼吸道病毒阳性者VAS评分显著高于呼吸道病毒阴性患儿（4.776 ± 1.229 vs.4.193 ± 1.39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2.776、P = 0.006）。未接受AIT治疗且呼吸道病毒检出阳性的AR患儿接受糠酸莫米松联合干扰素α2b者鼻喷治疗7天后VAS评分显著低于糠酸莫米松单独治疗者（3.380 ± 0.801 vs.2.705 ± 0.6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2.414、P = 0.015）。接受AIT患儿ECP-MPO双阳性率（38%）显著低于未接受AIT患儿（69%）（χ² = 20.473、P ＜ 0.001）。呼吸道病毒阳性患儿MPO阳性率（84%）显著高于呼吸道病毒阴性患儿（61%）（χ² = 15.08、P ＜ 0.001），且在未接受AIT患儿中呼吸道病毒阳性者MPO阳性率为99%（66/67），显著高于呼吸道病毒阴性患儿（67%、41/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22.80、P ＜0.001）。

结论

过敏性鼻炎患儿呼吸道病毒检测阳性率接近50%，主要为鼻病毒。合并呼吸道病毒感染AR患儿过敏症状更为严重，糠酸莫米松联合干扰素治疗能够显著缓解AR症状，ECP-MPO检测对于AR患儿合并呼吸道病毒感染具有一定诊断价值。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易发生各种机会性感染及肿瘤，临床及病理表现往往较为复杂，临床治疗棘手，预后不佳。沙利度胺及其衍生物在抗炎、免疫调节和抗肿瘤等方面具有广泛药理作用，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黏膜溃疡、结节性痒疹、机会性感染、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卡波西肉瘤、非霍奇金淋巴瘤和Castleman病等HIV感染相关疾病中。本文主要对沙利度胺及其衍生物在上述疾病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目的

分析症状性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的临床特征及手术方案，以提高临床对合并HIV感染的颈内动脉闭塞患者的关注。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2020年9月收治的1例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的HIV感染者的临床资料、手术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41岁、男性，以左侧肢体偏瘫起病，发病后间断出现腔隙性脑梗塞表现，患者HIV感染12年，发病前一年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颈部超声提示右侧颈内动脉闭塞，入本院后行磁共振成像（MRI）、CT灌注成像（CTP）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后确诊“症状性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给予行颞浅动脉额支-大脑中动脉搭桥术联合颞浅动脉顶支贴敷术，术后患者神经功能部分恢复，未再发生脑梗塞事件。

结论

HIV感染可能加速颅内大动脉粥样硬化进程。对症状性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的患者，颞浅动脉额支-大脑中动脉搭桥术联合颞浅动脉顶支贴敷术可增加脑灌注，改善患者神经功能，预防同侧脑卒中再发。

目的

提高临床对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反应性感染性皮肤黏膜疹（RIME）的认知，从而对该病进行更准确的治疗和预后判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2024年4月11日收治的1例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RIME患者的临床资料、诊疗经过和预后。

结果

患者，女性、15岁，因发热、咳嗽伴黏膜糜烂起病，实验室检查显示血清肺炎支原体IgM抗体阳性，咽拭子肺炎支原体DNA扩增试验阳性，肺部CT显示多发斑片密度增高影，肺炎支原体肺炎诊断成立。病程中患者同时伴发水疱疹、靶形疹和黏膜溃烂，结合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实验室证据，支持RIME诊断。患者接受多西环素抗感染，短程、中等剂量的皮质类固醇联合免疫球蛋白治疗，痊愈出院。

结论

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RIME可通过多西环素、皮质类固醇和免疫球蛋白治疗有效控制，预后良好。

目的

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对肛瘘患者接受切开挂线术治疗预后的影响，为合并HIV感染的肛瘘患者临床规范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接受切开挂线术治疗的肛瘘患者85例，其中HIV感染者40例（HIV感染组），非HIV感染者45例（对照组），分析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肛瘘分型、挂线情况、术后疼痛、愈合情况以及术后1年内复发率等，以评价近远期疗效。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肛瘘复发的危险因素。

结果

HIV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排便恢复时间［2（1，2）d vs. 2（1，2）d：Z =-0.245、P = 0.806）］、术后第1天VAS评分［3（2，4）分 vs. 3（3，5）分：Z =-0.862、P = 0.389）］、挂线脱落时间［22（19，24.25）d vs. 24（20，28）d：Z =-1.938、P = 0.053］和愈合时间［（28.88 ± 3.41）d vs. （29.73 ± 2.45）d：t = 1.319、P = 0.19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HIV感染组患者1年内肛瘘复发率32.5%（13/45），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11.1%、5/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5.80、P = 0.02）。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HIV感染（OR = 4.756、95%CI：1.442～15.683、P = 0.010）和愈合时间（OR =1.249、95%CI：1.027～1.518、P = 0.026）均为接受肛瘘切开挂线术后1年内复发的影响因素。

结论

HIV感染对肛瘘患者接受切开挂线术治疗术后近期恢复无明显影响，HIV感染、更长的愈合时间显著增加肛瘘患者1年内肛瘘复发率。

目的

基于急性脓毒症病例解读创伤弧菌的表型、基因型和遗传特征，提升新发人兽共患病诊疗能力。

方法

2016 年6 月21 日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急诊入院的急性肠胃炎继发脓毒症1 例患者（男性、71 岁）48 h 血培养菌株经质谱、生化和耐药表型鉴定，及全基因组测序（WGS）预测多位点序列型（MLST）、注释耐药基因与可移动元件和毒力因子，菌株基于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构建进化树基因簇（C1 ～C4）；查找文献分析2012 至2023 年我国（含港台）创伤弧菌病例特征、比对中国、美国以及韩国创伤弧菌感染病例特征。

结果

患者有食用海鲜史和慢性肾功能不全，临床诊断脓毒症、急性胃肠炎。医嘱左氧氟沙星与头孢吡肟抗感染及对症治疗14 d治愈。菌株经质谱和生化鉴定为创伤弧菌（生物1 型），除多粘菌素耐药外对其他药物均敏感；WGS 预测为新序列型ST14514，聚类分析属C1 临床型菌株，携带高毒力基因wza、vvhA、rtxA、vvp、luxS；我国15 个省报告的148 例创伤弧菌病例前5 位为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上海市和江苏省，集中在东南沿海且有向内地蔓延趋势，男女比值约4 ∶1，培养与mNGS 各确诊132 例和16 例；死亡55例（37.16%），涉海水、鱼虾刺伤、食用海鲜等暴露病例99 例（66.89%）；我国创伤弧菌感染病死率低于美国、韩国，暴露史以伤口直接或间接接触海水（产品）为主要感染途径，高死亡特征为男性肝脏病（肝炎、酒精肝、肝硬化）。

结论

本例ST14514 属新型、高毒力和低耐药的C1 临床型菌株，创伤弧菌肠胃炎继发脓毒症病例罕见且有隐匿性，应加强专业机构和大众对创伤弧菌疾病诊断与生态型及暴露风险的宣传教育，以提升治疗能力降低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