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化疗后肺癌合并肺结核患者的临床特征，并探讨其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收集2017年5月至2025年7月湘潭市中心医院收治的58例化疗后发生肺结核的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8例患者接受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方案（ICIs组），其余40例患者纳入非ICIs组；根据患者治疗结局分为不良结局组（27例）和良好结局组（31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化疗后发生肺结核的肺癌患者不良治疗结局（非结核性死亡、结核性死亡、治疗失败或失访）的影响因素。

ICIs组患者ALC显著低于非ICIs组患者[0.76（0.62，1.05）×10⁹/L vs. 1.18（0.95，1.52）×10⁹/L：U=168.4、P=0.004]，而NLR[4.7（3.2，6.5）vs. 2.8（2.0，3.5）：U=105.5、P＜0.001]和C-反应蛋白水平[32.5（21.0，54.8） mg/L vs. 13.5（8.2，21.5） mg/L：U=97.6、P=0.001]显著高于非ICIs组患者；此外，ICIs组患者中陈旧性肺结核占比（33.3% vs. 17.5%：χ²=5.010、P=0.028）、痰抗酸染色阳性率（77.8% vs. 47.5%：χ²=5.660、P=0.017）、痰Mtb DNA阳性率（88.9% vs. 55.0%：χ²=5.100、P=0.024）均显著高于非ICIs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ICIs治疗（aOR=8.85、95%CI：2.41～32.52、P=0.001）和陈旧性肺结核（aOR=4.14、95%CI：1.38～12.42、P=0.011）为肺癌合并肺结核发生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虽然弥散粟粒影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OR=7.76、P=0.023），但因其95%CI宽泛（1.32～45.65）且事件数少（n=5），未将其确定为稳定的独立危险因素。

ICIs治疗是肺癌合并肺结核患者不良结局的最强独立风险因素，陈旧性肺结核史显著增加4倍风险。对出现胸部弥散粟粒影者需警惕重症结核，但其独立预测价值需行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重症烧伤患者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风险的预测模型并进行验证。

收集2017年5月至2024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收治的675例重症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MDRO感染，将患者分为非MDRO感染组（535例）与MDRO感染组（140例）。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筛选发生MDRO感染的变量因素。将入选样本量按照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473例）与验证集（202例），分别构建极限梯度提升树（XGBoost）、Logistic回归、支持向量机（SVM）、K近邻（KNN）和高斯朴素贝叶斯分类（GNB）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决策曲线分析（DCA）和校准曲线评估各模型的性能。使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分析每个变量对预测模型的影响。

675例患者中发生MDRO感染者140例，发生率为20.74%（140/675）。非MDRO感染组与MDRO感染组患者烧伤深度（χ²=32.244、P＜0.001）、烧伤面积（χ²=9.438、P=0.002）、低蛋白血症（χ²=4.713、P=0.030）、入重症监护室（ICU）前使用抗菌药物（χ²=11.073、P=0.001）、机械通气（χ²=4.125、P=0.042）、抗菌药物使用≥3种（χ²=22.031、P＜0.001）、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χ²=10.377、P=0.001）、留置导尿管（χ²=13.519、P＜0.001）、深静脉置管（χ²=11.743、P＜0.001）、住ICU时间（Z=21.359、P＜0.001）与住院时间（Z=11.271、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基于LASSO回归筛选MDRO感染的变量因素构建5种预测模型，其中GNB模型综合表现最好，训练集AUC为0.877（95%CI：0.837～0.917），验证集AUC为0.872（95%CI：0.809～0.934），校准曲线显示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结果最相近，DCA曲线显示，风险概率值为0.10～1.00时，临床净收益高。SHAP分析显示，按影响重症烧伤患者发生MDRO感染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分别为住ICU时间、住院时间、烧伤深度、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留置导尿管、深静脉置管以及入ICU前使用抗菌药物。

以烧伤深度、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留置导尿管、深静脉置管、入ICU前使用抗菌药物、住ICU时间、住院时间构建的GNB模型为重症烧伤患者发生MDRO感染的最佳预测模型，对医护人员制定有效防控策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评价应用分层引流技术治疗化脓性颅内感染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1日收治的确诊为化脓性颅内感染的82例患者术中及术后临床资料、治疗结果和随访情况。性别、原发病种类、感染细菌种类等计数资料以例数（%）描述；分层引流手术时间、感染控制时间等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₂₅，P₇₅）]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入组82例患者住院时间均超过30 d，均表现出多重耐药（MDR）菌感染特征并接受分层引流技术治疗化脓性颅内感染。患者术前脓液或脑脊液培养结果均为阳性，其中革兰阴性杆菌感染78例（95.1%），革兰阳性球菌感染11例（13.4%）。患者全身引流管数量均2根以上，最多可达6根。患者脑室系统积脓发生率为56.1%（46/82），其中侧脑室颞角引流者38例（46.3%），四脑室引流者12例（14.6%），腰大池引流者19例（23.2%）。入组患者30 d感染控制率为91.5%（75/82），感染控制时间为[15（10，21）]d。随访6个月，死亡患者4例（4.9%），新发感染者1例（1.2%）；行脑室-腹腔分流者57例（69.5%）。

本研究通过硬膜下、脑室及皮下多导管联合分层引流技术，结合动态脑脊液压力调节机制，验证了分层引流技术在有效控制跨解剖层次感染以及改善脑脊液循环障碍方面的显著效果，为化脓性颅内感染的治疗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策略。

探讨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不同年龄段儿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临床特征及核酸转阴时间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28日至2023年6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155例感染SARS-CoV-2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免疫系统发育差异及流行病学特点，将其分为＜7岁组（24例）、7～12岁组（36例）和＞12岁组（95例），比较3组患儿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指标和疫苗接种分布差异，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筛选影响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的相关因素，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明确其独立影响因素。

＜7岁组患儿临床分型为普通型者比例均高于7～12岁组（20.83% vs. 0.00%：P=0.008）和＞12岁组（20.83% vs. 2.11%：P=0.0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岁组患儿住院时间[9.00（8.00，14.00）d]和核酸转阴时间[7.00（6.25，7.00）d]均短于7～12岁组[ 14.00（9.25，15.75）d，9.00（6.00，12.00）d]和＞12岁组[13.00（10.00，15.00）d，10.00（8.00，12.00）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7岁组患儿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苗接种针次分布[0针：62.50%（15/24），1针：12.50%（3/24），2针：25.00%（6/24），3针：0.00%（0/24）]与7～12岁组[0针：5.56%（2/36），1针：11.11%（4/36），2针：77.78%（28/36），3针：5.56%（2/36）]和＞12岁组相比[0针：4.21%（4/95），1针：3.16%（3/95），2针：90.53%（86/95），3针：2.11%（2/9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5.810、P＜0.001，Z=－7.251、P＜0.001）。＜7岁组患儿鼻塞流涕发生率[（39.13%（9/23）]高于＞12岁组[14.12%（12/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12岁组患儿咽部不适发生率[57.65%（49/85）]高于＜7岁组[21.74%（5/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336、P=0.002）。＜7岁组、7～12岁组和＞12岁组患儿抽搐、呕吐腹泻发生率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029、P=0.026，χ²=6.614、P=0.027），但经Bonferroni校正P值行组间两两比较均未发现任何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67）。＞12岁组患儿白细胞介素（IL）6水平升高者占比[47.37%（45/95）]低于＜7岁组[75.00%（18/24）]和7～12岁组[72.22%（26/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872、P=0.015，χ²=6.496、P=0.011）。＞12岁组患儿乳酸脱氢酶水平[182.15（161.00，215.00）U/L]、D-二聚体水平[0.25（0.18，0.49）μg/ml]和N基因Ct值[21.92（17.98，26.41）]均低于＜7岁组[275.35（215.45，320.10）U/L、0.49（0.33，0.76） μg/ml、27.59（22.53，32.60）]和7～12岁组患儿[237.35（205.57，260.15）U/L、0.36（0.25，0.87） μg/ml、27.90（21.33，34.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12岁组患儿ORF1ab基因Ct值[23.80（20.56，29.30）]低于7～12岁组患儿[30.07（22.85，36.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083、P=0.002）。7～12岁组患儿抗-SARS-CoV-2 IgG水平[3.32（1.57，8.28）S/CO]均高于＜7岁组[0.81（0.03，14.58）S/CO]和＞12岁组患儿[1.36（0.58，4.18）S/CO]，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537、P=0.034，Z=2.421、P=0.046）。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年龄（ρ=0.312、P＜0.001）、身体质量指数（ρ=0.250、P=0.002）、疫苗接种2针以上（ρ=0.326、P＜0.001）、是否有症状（ρ=0.445、P＜0.001）、发热（ρ=0.334、P＜0.001）、咽部不适（ρ=0.401、P＜0.001）、头痛头晕（ρ=0.252、P=0.002）、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ρ=0.369、P＜0.001）、IL-6（ρ=0.192、P=0.016）以及肌酐（ρ=0.323、P＜0.001）与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均呈正相关，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ρ=－0.278、P＜0.001）、乳酸脱氢酶（ρ=－0.175、P=0.029）、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ρ=－0.162、P=0.044）、D-二聚体（ρ=－0.331、P＜0.001）和抗-SARS-CoV-2 IgG（ρ=－0.278、P＜0.001）与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均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模型整体显著（F=7.016，P＜0.001），该模型可以解释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的43.4%变化原因（R²=0.434）。有症状（β=0.263、95%CI：0.873～6.513、P=0.011）和咽部不适（β=0.153、95%CI：0.029～2.603、P=0.045）为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延迟的独立危险因素，抗-SARS-CoV-2 IgG水平（β=－0.209、95%CI：－0.022～0.002、P=0.022）为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缩短的独立保护因素。

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儿童感染SARS-CoV-2临床表现以轻型为主，临床特征与年龄密切相关。有症状、咽部不适患儿核酸转阴时间延长，而高水平抗-SARS-CoV-2 IgG有助于缩短核酸转阴时间，需关注不同年龄段患儿的个体化管理，强调疫苗接种及抗体监测在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分析结核分枝杆菌（MTB）/利福平耐药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Xpert MTB/RIF）与靶向宏基因组测序（tNGS）在检测MTB中的一致性，并分析一致性差异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分析2023年10月至2025年5月六安市人民医院收治的95例疑似结核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对Xpert MTB/RIF和tNGS所检出MTB进行一致性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两种检测方法辅助诊断结核病的效能。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Xpert MTB/RIF和tNGS检测结果一致性的影响因素。采用聚类分析根据不同尿酸（UA）水平将入组患者分为高风险组（35例）和低风险组（60例），比较两组患者Xpert MTB/RIF和tNGS检测MTB一致性影响因素分布特征的差异。

根据最终临床诊断标准，入组结核病患者55例，非结核病患者40例。ROC曲线分析显示，Xpert MTB/RIF和tNGS辅助诊断结核病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值分别为0.931（0.834～0.983）和0.941（0.884～0.975）。Xpert MTB/RIF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91%和90.00%，tNGS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91%和92.50%。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4岁（OR=1.154、95%CI：1.059～1.226、P=0.019）、疾病类型为非结核病（OR=6.836、95%CI：1.813～25.776、P=0.005）、标本类型为痰液（OR=7.215、95%CI：5.264～8.965、P=0.005）和UA≥435.52 µmol/L（OR=5.643、95%CI：2.565～8.643、P=0.005）均为影响Xpert MTB/RIF与tNGS诊断一致性的独立危险因素。两种检测方法对结核病诊断一致性高于非结核病患者，肺泡灌洗液标本诊断一致性高于痰液标本。高风险组中“危险因素较少型分布”的占比显著低于低风险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10.887、P=0.023）。

Xpert MTB/RIF与tNGS在MTB检测中具有较好一致性，受患者年龄、疾病类型、标本类型和尿酸水平影响。

分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全的危险因素，构建并验证可视化列线图预测模型。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就诊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302例HIV/AIDS初治患者在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启动前的临床资料，根据启动ART后连续4年CD4⁺ T淋巴细胞计数分为免疫学应答组（IRs组）（202例）和免疫重建不全组（INRs组）（100例）；所有参与者按7∶3比例随机分配至训练集（212例）和验证集（90例）。采用随机森林、Lasso回归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预测因子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比较训练集和验证集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评估模型的性能。

212例训练集中免疫重建不全HIV/AIDS患者72例，发生率为33.96%；90例验证集中免疫重建不全HIV/AIDS患者28例，发生率为31.11%。训练集中，INRs组患者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白细胞（WBC）、血小板（PLT）和血红蛋白（Hb）水平显著低于IRs组（P均＜0.05）；INRs组乙型肝炎病毒（HBV）合并感染者占比、ART启动年龄、基线HIV载量、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均显著高于IRs组（P均＜0.05）；两组感染途径、WHO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两组患者性别、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ART方案、身体质量指数（BMI）、ART启动延迟、血肌酐（SCr）、甘油三酯（TG）和胆固醇（T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随机森林筛选的免疫重建不全预测因子为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WBC；Lasso回归筛选的免疫重建不全预测因子为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HBV合并感染。整合上述因子（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WBC和HBV合并感染）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OR=0.986、95%CI：0.982～0.990、P＜0.001）为HIV/AIDS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全的保护因素，而ART启动年龄大（OR=1.035、95%CI：1.009～1.061、P=0.008）和HBV合并感染（OR=8.326、95%CI：1.836～37.765、P=0.006）则均为HIV/AIDS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3个预测因子（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HBV合并感染）构建免疫重建不全风险预测模型，训练集和验证集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82和0.825，训练集与验证集校准曲线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0.038和0.030，Brier评分分别为0.135和0.154，临床决策曲线（DCA）分析表明，预测模型在10%～70%阈值概率范围内，于训练集及验证集中均具临床实用价值。

以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HBV合并感染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预测HIV/AIDS患者免疫重建不全方面具有较高性能，有助于临床风险评估及决策。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多病因引发的严重急性弥漫性炎症性肺损伤，以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肺水肿及低氧血症为特征，重症患者病死率高达35%～50%。当前治疗主要依赖机械通气与药物支持，但对肺泡-毛细血管屏障不可逆损伤尚缺乏特异性疗法，亟需探索新策略。细胞治疗凭借多重靶向作用已成为ARDS研究焦点。免疫调节：间充质干细胞（MSCs）和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等通过分泌抗炎因子，如前列腺素E2（PGE2）、白细胞介素（IL）-10抑制核转录因子-κB（NF-κB）通路，降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6等促炎因子水平，并调节免疫细胞平衡，减轻过度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MSCs及外泌体通过激活Nrf2-ARE通路恢复线粒体功能，减少活性氧生成，缓解氧化损伤；组织修复：MSCs通过Wnt/β-catenin通路促进肺泡与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内皮祖细胞归巢修复血管内皮，降低通透性；抗纤维化与抗凋亡：MSCs分泌肝细胞生长因子抑制TGF-β/Smad通路，减少肌成纤维细胞活化，外泌体传递miRNAs抑制肺泡上皮细胞焦亡，延缓纤维化进程。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ARDS的临床研究证实，MSCs、外泌体及调节性T细胞可有效调控炎症、改善氧合；脐带血及免疫-基质调节细胞等联合标准治疗亦展现协同潜力。但细胞治疗仍面临多重挑战：疗效异质性：受细胞来源、剂量、输注时机及患者基线病情影响，长期预后数据有限；安全风险：需警惕微栓塞、iPSCs致瘤性及免疫原性问题；技术瓶颈：细胞扩增、冻存及质控标准尚未统一，核心机制仍待阐明。本文系统综述了ARDS发病机制及细胞治疗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进展，旨在为其治疗提供新思路。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肠道疾病，发病部位主要局限于结直肠的黏膜和黏膜下层，多表现为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发作与缓解交替，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与环境、遗传、肠道微生物以及免疫等多种因素有关。色氨酸作为人体的必需氨基酸，其分解代谢主要通过犬尿氨酸、吲哚和5-羟色胺3条途径进行。色氨酸的多种代谢产物可调节肠道屏障功能、免疫应答、炎症反应以及肠道菌群等，进而影响UC疾病进程。探索色氨酸代谢紊乱与UC的相关性，有望开发UC新型辅助治疗方法。本文对色氨酸代谢的3条途径、色氨酸代谢紊乱与UC的病理机制、基于色氨酸代谢的UC治疗策略相关进展进行综述。

探讨舒巴坦-度洛巴坦联合美罗培南治疗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XDR-AB）致重症医院获得性肺炎的有效性。

回顾性分析2025年5月1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例医院获得性XDR-AB重症肺炎患者的病历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76岁男性，因“反复发热，伴咳嗽、咯痰2 d”收入本院。入院胸部CT显示双下肺弥漫性磨玻璃渗出影，灌洗液宏基因组测序（mNGS）提示人类疱疹病毒1型（102条）感染，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给予更昔洛韦抗病毒及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细菌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发生医院获得性XDR-AB重症肺炎及脓毒性休克，药敏试验提示对替加环素、复方新诺明、依拉环素和舒巴坦-度洛巴坦敏感，体温最高42 ℃，炎性指标（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水平等）明显升高，使用舒巴坦-度洛巴坦（1.0 g/1.0 g/次、静脉滴注，1次/6 h）联合美罗培南（1.0 g/次、静脉滴注，1次/8 h）治疗5 d后感染症状明显改善，顺利出院，避免了Ⅱ型呼吸衰竭导致的气管插管。国内外有病例报道使用舒巴坦-度洛巴坦联合亚胺培南治疗XDR-AB感染，本病例结合患者既往史调整治疗方案，显示联合美罗培南也可实现临床治愈和微生物清除。

舒巴坦-度洛巴坦联合美罗培南治疗XDR-AB所致医院获得性肺炎，对改善患者症状和清除病原体有积极作用。

探讨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相关子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CIN）3级活检后病变消退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行阴道镜活检诊断CIN3并行冷刀锥切术的240例患者临床资料。锥切病理≤ CIN1定义为CIN3病变消退，根据CIN3病变是否消退将病例分为消退组（63例）和未消退组（177例）。比较两组患者年龄、孕产次、宫颈病变累及象限数、活检点数、活检-锥切间隔时间、是否绝经，避孕方式、学历、内科并发症、细胞学及HPV筛查结果、阴道镜下转化区类型以及是否进行宫颈管搔刮等。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IN3病变消退的影响因素。

CIN3活检后病变消退率为26.3%（63/240）。较未消退组，消退组患者细胞学高级别病变占比更低（χ²=12.671、P ＜ 0.001）、三型转化区占比更低（χ²=5.002、P=0.025）、病变累及象限更少（t=3.553、P=0.001）、活检-锥切间隔更长（t=－2.250、P=0.0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细胞学高级别病变（OR=0.297、95%CI：0.130～0.679、P=0.004）和多象限受累（OR=0.661、95%CI：0.455～0.962、P=0.030）均为CIN3病变消退的影响因素。

细胞学低级别（≤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和病变局限（≤ 2象限）的CIN3患者活检后病变更易消退。

探讨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妊娠晚期孕产妇感染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对母婴临床结局的影响。

回顾性分析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70例妊娠晚期孕妇，根据妊娠晚期是否感染SARS-CoV-2分为感染组（35例）和对照组（35例）。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以及卡方检验，分析两组母婴临床特征、实验室指标以及SARS-CoV-2感染对母婴临床结局的影响。

较对照组[7（4，10）d]，感染组孕妇住院时间[11（10，14）d]更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263、P＜0.001）。感染组与对照组孕妇剖宫产率（48.57% vs. 48.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000、P=1.000）。孕妇剖宫产原因中，感染组胎儿宫内窘迫发生率较对照组更高（41.18% vs. 5.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087、P=0.043）。较对照组，感染组孕妇白细胞计数升高者（17.14% vs. 51.43%）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者（34.29% vs. 68.57%）占比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9.130、P=0.003，χ²=8.235、P=0.004）；而淋巴细胞计数降低者（85.71% vs. 14.29%）、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升高者（68.57% vs. 28.57%）占比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35.714、P＜0.001，χ²=11.209、P＜0.001）。感染组孕妇中接种3针COVID-19灭活疫苗者血清抗-IgG水平高于未接种疫苗者[2.66（1.25，8.72）S/CO vs. 0.04（0.02，0.11）S/C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044、P＜0.001）。感染组孕妇分娩新生儿经SARS-CoV-2核酸检测均阴性，提示未发生垂直传播。较对照组分娩新生儿，感染组孕妇所分娩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发生率较低（14.2% vs. 37.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786、P=0.029）。感染组孕妇分娩新生儿淋巴细胞计数降低者、C-反应蛋白升高者比例高于对照组孕妇分娩新生儿（72.22% vs. 37.14%，83.33% vs. 2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853、P=0.016，χ²=19.638、P＜0.001）。血清抗-SARS-CoV-2检测显示，感染组孕妇分娩新生儿抗-SARS-CoV-2 IgG水平低于对照组分娩新生儿[4.32（0.74，16.13）S/CO vs. 62.12（3.76，103.21）S/C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610、P＜0.001）。入组70例孕产妇中混合免疫（自然感染 + 疫苗接种）母亲所分娩新生儿抗-SARS-CoV-2 IgG水平高于自然感染母亲分娩的新生儿[46.34（6.99，96.20）S/CO vs. 0.20（0.05，2.16）S/C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267、P＜0.001）。

妊娠晚期感染SARS-CoV-2可增加胎儿宫内窘迫风险，并延长孕妇住院时间，需加强围产期监测。虽未观察到SARS-CoV-2感染引起母婴垂直传播，但母体炎症应答及免疫状态可影响新生儿的免疫状态，母亲适时接种COVID-19疫苗可提升新生儿被动免疫水平。

应用机器学习（ML）建立脓毒性休克患者住院28 d死亡预测模型，并验证其有效性。

对2019年1月至2024年6月苏州大学附属苏州九院收治的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入院28 d的预后分为死亡组（104例）和生存组（161例）。使用最小绝对收缩选择算子（LASSO）算法筛选脓毒性休克患者住院28 d死亡的关键变量。总体数据以3∶1比例随机分配到训练集和测试集。通过比较8种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选择最优算法来重建脓毒性休克患者住院28 d死亡的预测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和临床决策曲线（DCA）评估模型的性能。Shapley加性解释（SHAP）算法用于模型解释。

共纳入265例脓毒性休克患者。通过临床初步筛选，模型最初包含47个变量，经过LASSO模型进一步筛选后，确定9个变量用于后续模型开发。在构建的8个模型中，径向基函数支持向量机（RSVM）模型表现出最佳的整体性能。使用最优算法重建后，训练集和测试集的AUC分别为0.85和0.77，准确率分别为78.8%和71.6%，召回率分别为75.6%和69.2%，DCA曲线均显示出更高的净收益。Shapley加性解释（SHAP值）和变量的优先级排序显示，涉及4个或更多器官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是最重要的特征变量，其次是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和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

通过机器学习建立模型可以准确预测脓毒性休克患者住院28 d死亡风险，改善其风险分层，从而指导临床医生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

分析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进展为肝硬化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收集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及HCV RNA阳性且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基因测序成功的755例CHC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感染HCV基因型分为GT3组（250例）和非GT3组（505例），根据完成抗病毒治疗后是否进展为肝硬化分为肝硬化组（575例）和非肝硬化组（180例）；分别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人群分类、感染途径、治疗率及肝脏炎症指标。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率的比较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应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CHC患者各基线指标与进展为肝硬化的相关性；应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模型筛选CHC患者进展为肝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

755例CHC病例中HCV GT3型感染率为33.11%（250/755）。与非GT3型HCV感染者相比，GT3型HCV感染者中男性（197/250、78.80%）、40～60岁患者（224/250、89.60%）、无业和农民（219/250、87.60%）以及静脉药瘾为感染途径（124/250、49.60%）占比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GT3型HCV感染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甲胎蛋白（AFP）、总胆红素（TBil）、肝脏硬度值（LSM）和APRI评分水平显著高于非GT3型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GT3型HCV感染者血小板（PLT）和SVR12均低于非GT3型HCV感染者（Z=－6.424、P＜0.001、χ²=6.370、P=0.012），且GT3型HCV感染者肝硬化发生率更高（39.60% vs. 16.04%：χ²=51.121、P＜0.001）。250例HCV GT3亚型感染者中GT3b亚型占71.6%（179/250），与GT3a亚型感染者相比，GT3b亚型感染者平均年龄更大[（53.52±5.34）岁 vs.（51.37±8.32）岁]，AFP水平更高[6.85（3.61，13.67） ng/ml vs. 5.05（3.56，8.89） n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574、P=0.046，Z=－2.303、P=0.021）。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CHC患者进展为肝硬化与年龄（r=0.125、P＜0.001）、GT3型HCV感染（r=0.262、P＜0.001）、ALT（r=0.104、P=0.004）、AST（r=0.304、P＜0.001）、APRI（r=0.510、P＜0.001）、AFP（r=0.183、P＜0.001）、LSM（r=0.671、P＜0.001）和TBil（r=0.276、P＜0.001）均呈正相关，与血小板（r=－0.408、P＜0.001）和白蛋白水平（r=－0.103、P=0.005）呈负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GT3型HCV感染（OR=1.842、95%CI：1.584～2.192、P＜0.001）、AST（OR=1.008、95%CI：1.000～1.016、P=0.041）、PLT（OR=0.992、95%CI：0.985～0.994、P＜0.001）、AFP（OR=1.012、95%CI：1.002～1.022、P=0.014）、白蛋白（ALB）（OR=0.870、95%CI：0.781～0.969、P=0.011）、年龄（OR=1.028、95%CI：1.011～1.044、P＜0.001）和LSM（OR=1.430、95%CI：1.329～1.539、P＜0.001）均为完成抗病毒治疗后CHC患者进展为肝硬化的影响因素。

HCV GT3型（尤其3b亚型）感染在青海地区CHC患者中占比显著，且临床病程更具侵袭性和肝硬化风险更高，GT3型HCV感染、AST、PLT、AFP、ALB、年龄和LSM均为CHC患者进展为肝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

分析结肠癌并发脓毒症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整合素αL（ITGAL）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特征及其诊断价值。

选取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2022年3月1日～2023年3月31日初诊为结肠癌患者共209例，根据是否并发脓毒症分为单纯结肠癌组（117例）和结肠癌合并脓毒症组（92例）；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50例作为对照组。采用甲基化特异PCR（MSP）方法分析外周血ITGAL启动子区域7个位点的甲基化水平，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单纯结肠癌组和结肠癌并发脓毒症组患者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IL）-6、肿瘤坏死因子（TNF）-α表达水平，多组间比较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项指标对结肠癌患者并发脓毒症的诊断价值。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性别、年龄、病理分级、TNM分期、治疗方式、PCT、IL-6、NLR及ITGAL水平与结肠癌患者并发脓毒症风险的关联。

结肠癌合并脓毒症组患者ITGAL40、128、342位点甲基化水平高于单纯结肠癌组（t=3.69、2.51、4.76，P=0.017、0.032、0.010），ITGAL-310位点甲基化低于单纯结肠癌组（t=5.19、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CT、NLR、IL-6和TNF-α联合诊断结肠癌患者并发脓毒症ROC曲线下面积（AUC）值最高（0.902），其次为PCT（0.857）、ITGAL（0.842）和IL-6（0.78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1.075、95%CI：1.022～1.060、P=0.041）、TNM分期（OR=1.056、95%CI：1.009～9.894、P=0.047）、治疗方式（OR=3.933、95%CI：1.482～10.442、P=0.006）、PCT（OR=1.353、95%CI：0.002～6.818、P=0.031）和ITGAL（OR=2.014、95%CI：0.000～5.726、P=0.014）均为结肠癌患者发生脓毒症的影响因素。

ITGAL与炎症因子参与结肠癌脓毒症进展，是诊断结肠癌发生脓毒症的敏感标志物。PBMC-ITGAL甲基化对结肠癌并发脓毒症具有鉴别诊断意义。

胃癌是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机制复杂，涉及遗传、环境和饮食等多种因素。近年来，胃微生物菌群与胃癌的相关性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胃微生物菌群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本综述系统阐述胃微生物菌群的组成、变化与胃癌发生发展的关系，包括幽门螺杆菌、非幽门螺杆菌细菌、真菌和病毒等微生物感染与胃癌的关联，以及微生物菌群失调对胃癌发生、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同时，也对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探讨，为胃癌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结核性脑膜炎（TBM）是由结核分枝杆菌（Mtb）感染引起的脑膜非化脓性炎症，发病隐匿、临床表现特异性差、预后差，是肺外结核病中病死率最高的类型。TBM发病机制复杂多样，主要是由于机体原发性免疫应答不足或继发性免疫功能缺陷，Mtb穿透血脑屏障播散所致。由于早期临床症状及常规检验结果不典型，Mtb培养敏感性低，早期诊断TBM很困难。随着临床诊治技术的不断进步，全自动Mtb/利福平耐药核酸扩增检测和高通量测序等检测技术已广泛应用，免疫学检测和多组学检测技术持续发展，新型抗Mtb药物以及综合治疗方案的临床使用，提高了TBM确诊率，减少了其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发生。本文就目前TBM相关诊断、治疗及研究新进展进行综述。

提高临床对胎龄小于32周早产儿先天性结核病的认知，以提高该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水平。

回顾性分析东莞市妇幼保健院2023年10月收治的1例27⁺²周超早产儿先天性结核病的临床资料以及诊疗经过。以"先天性结核"为关键词检索万方医学、中国知网以及PubMed数据库1976年1月至2024年12月已发表的相关病例文献，对胎龄小于32周早产儿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患儿，男婴，27⁺²周超早产儿，出生后第6天开始反复呼吸暂停、间断发热，经多种抗菌药物治疗无效。生后30 d确诊为先天性结核病，予异烟肼（15 mg·kg^-1·d^-1）、利福平（15 mg·kg^-1·d^-1）和吡嗪酰胺（40 mg·kg^-1·d^-1）抗结核治疗后治愈出院，抗结核疗程6个月。检阅既往文献加之本病例，共纳入胎龄小于32周早产儿先天性结核病病例23例，其中男婴12例，女婴11例；82.6%（19/23）先天性结核病患儿为试管婴儿；死亡病例7例，病死率为30.4%。15.8%（3/19）患儿母亲产前发现结核分枝杆菌（MTB）感染，79%（15/19）患儿母亲产前未发现MTB感染，但产后确诊结核病，5.3%（1/19）患儿母亲产前及产后均未发现MTB感染。胎龄小于32周先天性结核病患儿确诊时间多为出生后1个月左右，常见症状包括呼吸窘迫（11/23、47.8%）、呼吸暂停（10/23、43.5%）、发热（9/23、39.1%）、反应差（3/23、13%）和心动过缓（3/23、13%）等。

胎龄小于32周早产儿先天性结核病病死率高，以试管婴儿常见。临床症状多表现为呼吸窘迫、呼吸暂停、发热、反应差和心动过缓等，若患儿母亲产前或产后确诊结核病，患儿出现上述症状，应尽早对患儿完善结核病相关病原学检查，以早期诊断及抗结核治疗。

探讨血清25羟基维生素D₃[25-（OH）D₃]、膜联蛋白（ANXA2）以及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PACHE Ⅱ）评分与支气管肺炎患儿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关系。

选取徐州市中心医院儿童诊疗中心2023年1月至2024年1月收治的356例支气管肺炎患儿，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为轻症组（175例）、中症组（101例）和重症组（80例），根据预后分为预后良好组（292例）和预后不良组（64例）。比较不同组别患儿血清25-（OH）D₃、ANXA2和APACHE Ⅱ评分，应用Spearman分析以上3个指标与支气管肺炎患儿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3个指标是否为支气管肺炎患儿预后不良的风险因素，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3个指标单独及联合对支气管肺炎患儿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以Hosmer-Lemeshow法对风险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

入院时，重症组患儿血清25-（OH）D₃[（33.25±12.35）nmol/L]显著低于中症组和轻症组患儿[（54.63±13.16）nmol/L和68.98±15.27）nmol/L]，而ANXA2、APACHE Ⅱ评分[（4.81±1.25）μmol/L、（18.25±6.98）分]高于中症组[（4.07±0.89）μmol/L、（13.63±4.21）分]和轻症组患儿[（3.22±0.64）μmol/L、（8.74±2.3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25-（OH）D₃与病情程度呈负相关（r_s=－0.626、P<0.001），ANXA2、APACHE Ⅱ评分与病情程度均呈正相关（r_s=0.434、0.490，P均<0.001）。预后不良组患儿血清25-（OH）D₃[（62.45±12.78）nmol/L]低于预后良好组[（93.16±18.93）nmol/L]，ANXA2及APACHE Ⅱ评分[（4.92±1.23）μmol/L、（12.36±3.84）分]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3.11±0.87）μmol/L、（5.63±1.2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血清25-（OH）D₃（OR=0.955、95%CI：0.936～0.975、P<0.001）、ANXA2（OR=3.817、95%CI：2.535～5.748、P<0.001）和APACHE Ⅱ评分（OR=2.079、95%CI：1.523～2.839、P<0.001）均为支气管肺炎患儿预后的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25-（OH）D₃、ANXA2和APACHE Ⅱ评分联合预测支气管肺炎患儿预后不良的AUC为0.895（95%CI：0.858～0.947），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90%和80.80%。采用DeLong检验得出联合预测模型性能优于血清25-（OH）D₃、ANXA2或APACHE Ⅱ评分单独指标（Z=5.275、P<0.001，Z=4.211、P<0.001，Z=2.505、P=0.033）。Hosmer-Lemeshow检验χ²=10.347、P=0.242，表明预测效能较高。

血清25-（OH）D₃水平低，ANXA2和APACHE Ⅱ评分高与支气管肺炎患儿疾病程度及预后密切相关，关注以上指标水平变化对支气管肺炎患儿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回顾性分析慢性难愈创面患者病原菌分布特征和耐药情况，以指导临床制定个性化方案并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对2020年1月至2025年1月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门诊、皮肤科病房及血管外科病房收治的124例慢性难愈创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用无菌拭子取患者皮肤溃疡创面分泌物或刮取坏死组织送实验室进行细菌培养。菌种鉴定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VITEK MS检测系统VITEK-2鉴定卡，体外药敏试验采用配套VITEK-2药敏卡及K-B纸片（英国Oxoid公司）扩散法。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标准进行试验操作及结果判读。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创面病原菌培养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共分离出病原菌92株，分离率为74.2%，其中革兰阳性球菌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27株、29.3%）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23株、25%）；革兰阴性杆菌主要为铜绿假单胞菌（9株、9.8%）、大肠埃希菌（4株、4.3%）和奇异变形杆菌（4株、4.3%）。慢性难愈创面的病因居前3位的分别为下肢动脉血管性溃疡（43例、34.7%）、感染性溃疡（38例、30.6%）和术后伤口愈合不良（15例、12.1%）。感染性溃疡患者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显著高于下肢动脉血管病变患者（χ²=6.618、P=0.014）。≥ 60岁患者创面病原菌检出率较< 60岁患者显著增高（χ²=5.236、P=0.022）。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是创面病原菌培养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OR=2.620、95%CI：1.013～6.777、P=0.047）。糖尿病患者创面病原菌检出率显著高于无糖尿病患者（χ²=7.079、P=0.008），糖尿病患者其他革兰阴性杆菌的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无糖尿病患者（χ²=3.932、P=0.047），糖尿病病程≥15年患者其他革兰阴性杆菌检出率显著高于病程< 15年患者（χ²=5.013、P=0.0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头颈部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显著高于躯干部（χ²=8.531、P=0.003）和四肢（χ²=11.738、P=0.001）。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5株、5.4%）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15株、16.3%）均对万古霉素、替加环素和利奈唑胺敏感。9株铜绿假单胞菌（9.8%）对头孢吡肟、美罗培南、阿米卡星、左旋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和黏菌素均敏感，1株（11.1%）对亚胺培南耐药。4株大肠埃希菌（4.3%）中对阿米卡星、左旋氧氟沙星和磺胺甲恶唑/甲氧苄啶各出现1株（25%）耐药。4株奇异变形杆菌（4.3%）中出现3株（75%）对替加环素耐药，各出现2株（50%）对头孢呋肟及磺胺甲恶唑/甲氧苄啶耐药。

感染与慢性难愈创面的发生关系密切，糖尿病患者及老年患者是高发人群，创面细菌种类繁多，分布有临床特点，个体化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可以有效控制感染，促进创面愈合，预防和延缓耐药菌的产生和传播。

探讨慢性化脓性中耳炎（CSOM）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并基于降钙素原（PCT）和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IL-2R）及病例特征构建术后复发的相关预测模型，并评估其预测效能。

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3年6月于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行手术治疗并达到治愈标准的400例CSOM患者临床资料，随访1年，根据患者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31例）和未复发组（369例）。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探究CSOM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建立基于PCT水平、sIL-2R水平及临床特征的CSOM术后复发风险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风险预测模型对CSOM术后复发的预测效能。

复发组和未复发组患者年龄（χ²=3.955、P=0.047）、咽鼓管不通（χ²=3.955、P=0.047）、反复上呼吸道感染（χ²=5.679、P=0.017）、空腹血糖（t=4.741、P < 0.001）、术后PCT水平（t=3.488、P=0.001）和sIL-2R（t=2.864、P=0.0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咽鼓管不通（OR=2.492、95%CI：1.062～5.852、P=0.036）、反复上呼吸道感染（OR=3.830、95%CI：1.668～8.791、P=0.002）、空腹血糖（OR=2.843、95%CI：1.643～4.919、P < 0.001）、术后PCT水平（OR=155.371、95%CI：3.650～6 613.023、P=0.008）和sIL-2R（OR=1.007、95%CI：1.001～1.014、P=0.029）均为CSOM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Logisitc回归分析结果得到预测模型方程G=Log（P）=0.923 ×咽鼓管状态+ 1.299 ×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1.093 ×空腹血糖+ 5.367 ×术后PCT + 0.007 × sIL-2R－14.803。预测模型ROC曲线分析显示，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19（95%CI：0.737～0.902），提示对CSOM术后复发有较好预测价值。

咽鼓管不通、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空腹血糖、术后PCT水平和sIL-2R为CSOM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由此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一定预测价值。

比较两种磁珠法核酸提取试剂在病原靶向二代测序（ptNGS）检测肺泡灌洗液（BF）和外周血（PB）样本的实验参数及检测结果差异，选择较优的核酸提取试剂并评估其在ptNGS检测中的适用性，为不同样本类型选择适用的核酸提取试剂提供参考。

选择两种代表性磁珠法核酸提取试剂盒KitA和KitB，对已知培养或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结果的12例BF和8例PB样本分别取相同体积进行ptNGS检测，流程主要包括核酸提取、文库构建、上机测序和结果分析。采用Wilcoxon配对秩检验系统比较KitA与KitB在样本（BF和PB）检测过程中的实验参数（包括核酸提取总质量、吸光度（A）_260/280、文库浓度、样本测序数据质量指标Q30等）和病原检出拷贝数，以明确更适用于BF与PB样本ptNGS检测的磁珠法提取试剂。通过ptNGS检测的准确度、精密度、检出限和常规抗干扰能力进一步评估提取试剂盒的适用性。

KitA在BF的核酸提取总量显著高于KitB（(W=－66、P=0.001），而在PB的核酸提取总量与KitB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19、P=0.063）。KitB在BF和PB样本核酸的吸光度A_260/280显著优于KitA（BF：W=54、P=0.014，PB：W=21、P=0.031）。KitA与KitB提取核酸构建的文库浓度和片段大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KitA与KitB测序数据在Q30、引物二聚体百分比和Real align百分比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KitA与KitB病原体检出数量和种类一致；KitA提取的BF检出病原体拷贝数显著高于KitB（W=－301、P < 0.001），但两者在PB中病原拷贝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3、P=0.844）。进一步选择更适用的核酸提取试剂盒KitA评估其在ptNGS检测BF和PB中的适用性，使用KitA进行ptNGS检测的阳性符合率为97.14%，漏检率为2.86%，总体符合率为95%；批内精密度和批间精密度均< 10%；细菌和真菌检出限均为100拷贝/ml，病毒检出限均为1 000拷贝/ml；样本中的非靶标核酸（包括人源核酸）对ptNGS定性结果无干扰。

KitA提取方式在BF的ptNGS检测中整体优于KitB，KitA和KitB在PB的ptNGS检测中整体实验参数如核酸提取总质量、文库浓度和测序数据质量指标Q30等基本一致，KitA在ptNGS检测中准确度、精密度、检出限和常规抗干扰能力的性能评估中均满足临床检测需求。

分析恶性肿瘤患者住院化疗期间医院感染状况及危险因素，并构建预测感染发生风险的列线图模型。

选取2024年1月至2024年10月在苏州大学附属苏州九院住院化疗的402例恶性肿瘤患者，患者入院时均无感染迹象。根据患者住院化疗期间是否发生医院感染分为感染组（47例）和非感染组（355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肿瘤患者住院化疗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并构建感染发生风险的列线图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和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效能，并通过Delong检验进行比较；对优势模型进行K-fold折交叉验证法和决策曲线评价模型稳定性和临床价值。

402例肿瘤患者住院化疗的医院感染率为11.69%（47/402），其中感染部位以呼吸系统为主（27例、57.45%）；47份感染者标本共分离培养出革兰阴性菌30株（51.72%）、革兰阳性菌24株（41.38%）和真菌4株（6.90%）。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患者年龄[（63.96 ± 6.85）岁vs.（60.22 ± 5.94）岁：t=3.982、P < 0.001]、合并糖尿病[17（36.17%）vs. 69（19.44%）：χ²=6.911、P=0.009]、化疗前中性粒细胞计数[（2.39 ± 0.47）vs.（2.59 ± 0.54）× 10⁹/L]：t=2.038、P=0.042）、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比值（NLR）[（1.07 ± 0.26）vs.（0.79 ± 0.24）：t=7.442、P < 0.001]、化疗前有营养风险[15（31.91%）vs. 62（17.46%）：χ²=5.597、P=0.018）]和有侵入性操作[39（82.98%）vs. 225（63.38%）：χ²=7.072、P=0.00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2.775、95%CI：1.415～5.447、P=0.003）、合并糖尿病（OR=2.106、95%CI：1.157～3.834、P=0.015）、化疗前NLR（OR=3.557、95%CI：1.763～7.178、P < 0.001）、化疗前有营养风险（OR=1.679、95%CI：1.059～2.662、P=0.028）以及侵入性操作（OR=2.391、95%CI：1.224～4.673、P=0.011）均为肿瘤患者住院化疗期间发生医院感染的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和Delong检验表明，列线图预测肿瘤化疗患者医院感染风险的曲线下面积（AUC）显著高于Logistic回归模型（0.884 vs. 0.798：Z=4.137、P=0.018）。对列线图模型进行100次10折交叉验证表明该模型的稳定性良好，决策曲线显示模型净获益曲线均位于全部采取措施和均不采取措施的两条极端曲线上方，表明模型在该范围内具有临床有实用价值。

肿瘤患者住院化疗的医院感染风险高，本研究基于年龄、是否合并糖尿病、化疗前NLR、化疗前有无营养风险以及是否侵入性操作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肿瘤患者住院化疗的医院感染风险具有良好预测能力，可作为识别肿瘤化疗患者医院感染风险的评估工具。

探究免疫耐受期慢性乙型肝炎（IT-CHB）患者发生显著肝损伤（SLD）的高危因素，并建立诊断模型以辅助启动抗病毒治疗的临床决策。

对2018年8月至2022年6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住院并接受肝组织活检的IT-CHB患者的临床数据（年龄、性别、检查及检验结果等）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肝脏Scheuer诊断标准将其分为有SLD组[≥ G2（炎症）]或S2（纤维化）]和无SLD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鉴定SLD影响因素并建立诊断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马赛克图评估其诊断性能。

共纳入478例IT-CHB患者，中位年龄为（32.9 ± 10.1）岁，男性占62.1%（297例）；共有21.1%（101/478）患者表现出SLD（SLD组），377例（78.9%）患者无SLD（无SLD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 = 1.07、95%CI：1.04～1.11、P < 0.001）、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OR = 1.09、95%CI：1.05～1.14、P < 0.001）、血小板（PLT）（OR = 0.99、95%CI：0.98～0.99、P < 0.001）、乙型肝炎病毒（HBV）DNA（OR = 0.51、95%CI：0.29～0.91、P = 0.017）和肝脏硬度检测（LSM）（OR = 2.25、95%CI：1.81～2.78、P < 0.001）均为发生SLD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因素建立诊断模型（IT-CHB-5），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0.89，当界值为23.8时，诊断SLD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7.3%和89.2%，准确率为95.4%。

IT-CHB患者有相当比例出现SLD，本研究建立的无创诊断模型IT-CHB-5可为不接受肝组织活检的IT-CHB患者提供启动抗病毒治疗的客观依据。

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全国癌症报告显示，肝癌仍是我国第二大癌症死亡原因。大量研究发现，结直肠癌、胰腺癌和乳腺癌等癌组织中广泛存在微生物，且构成与正常组织中的微生物存在一定差异。此外，也有研究发现，肿瘤组织内微生物对肿瘤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免疫微环境、代谢途径、表观遗传修饰可能是主要的发生机制。本文对肝癌组织微生物影响肿瘤发生及发展的途径及在临床治疗和预防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提高对斯氏放线棒菌的认知，并拓展临床对该菌所致感染的诊治思路。

回顾性分析2024年7月29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嘉定院区收治的1例斯氏放线棒菌致复杂性尿路感染者的临床资料，并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该菌的特性及临床诊疗进行探讨。

患者，女性、66岁，因尿潴留反复排尿困难入院治疗，清洁中段尿培养检出斯氏放线棒菌；CT尿路造影提示双侧肾盂、双侧输尿管上段扩张积水，膀胱增大伴多发条索，多发憩室，慢性膀胱炎可能。行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经尿道膀胱颈切开术（TURBN），并予静脉滴注头孢呋辛1.5 g/次、2次/d，治疗3 d，患者好转出院。

斯氏放线棒菌形态不典型、培养要求高，实验室人员应注意避免漏检。对于该菌导致的尿路感染，推荐使用如头孢菌素等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手术患者则应警惕术后易位感染的发生。

探讨基于知信行（KAP）理论的延续性干预对高危人类乳头瘤病毒（HPV）持续感染合并宫颈上皮内瘤样变Ⅰ（CINⅠ）患者艾拉光动力治疗（ALA-PDT）效果的影响。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门诊接受诊治的高危HPV持续感染合并CINⅠ的患者共120例，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60例）和观察组（60例）。两组患者均接受艾拉光动力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实施基于KAP理论的延续性干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患者在干预前、6次光动力术后、术后3个月和术后6个月的自我效能（GSES评分）和生活质量（SF-36评分）指标；应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术后3个月和6个月的HPV分型和阴道镜复查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GSES和SF-36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852、P = 0.398，t = 0.012、P = 0.991)。6次光动力术后、术后3个月和6个月，观察组患者GSES评分分别为（25.63 ± 4.34）、（30.09 ± 4.34）和（34.21 ± 4.56），显著高于对照组[（22.23 ± 4.05）、（25.78 ± 4.57）和（29.56 ± 5.13）]（t = 3.137、3.746、3.711，P = 0.003、< 0.001、< 0.001）；SF-36评分分别为（72.73 ± 3.58）、（80.25 ± 4.20）和（89.34 ± 4.65），高于对照组（64.59 ± 3.47）、（72.78 ± 3.96）和（78.79 ± 4.11）（t = 8.547、7.088、9.311，P均<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光动力术后 3个月和6个月，观察组患者HPV分型转阴率分别为73.3%（44/60）和70.0%（42/60），高于对照组的65%（39/60）和61.7%（37/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5.98、13.76，P均< 0.001）；术后6个月，观察组病变逆转率为80.0%（48/60），高于对照组（68.3%、41/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6.89、P < 0.001），提示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基于KAP理论的延续性干预可显著提升高危HPV持续感染并发CINⅠ患者的自我效能和生活质量，优化患者的临床结局。

分析导致血流感染孕产妇母婴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

选择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同济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收治的血流感染孕产妇314例为研究对象（血流感染组），选择同时间段于本院产检且整个孕期未发生血流感染的孕产妇300例为对照组，收集两组孕产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妊娠结局将314例血流感染孕产妇分为正常结局组（240例）和不良结局组（74例）。对正常结局组和不良结局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血流感染临床症状和指标、病原菌分离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一步行Logistic多因素二元回归分析，探讨影响血流感染孕产妇发生母婴不良结局的危险因素。

血流感染组孕产妇妊娠不良结局发生率为23.57%（74/314），显著高于对照组（8.00%、24/3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 27.717、P < 0.001）。不良结局组和正常结局组血流感染孕产妇年龄[（36.56 ± 4.56）岁 vs. （29.45 ± 5.02）岁： t = 10.877、P < 0.001]、孕前体重指数（BMI）[（25.09 ± 2.21）vs. （22.64 ± 1.31）：t = 12.245、P < 0.001]、最高体温分布（χ² = 30.250、P < 0.001）、是否发生感染性休克（χ² = 40.968、P < 0.001），WBC（χ² = 65.677、P < 0.001）、CRP（χ² = 13.977、P < 0.001）和PCT（χ² = 17.452、P < 0.001）水平分布、原菌种类数（χ² = 29.216、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两组患者学历、居住地、工作情况、孕产史和本次妊娠胎数、感染发生时间、感染来源、感染病程和病原菌类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Logistic多因素二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发生感染性休克（OR = 3.695、95%CI：1.627～5.462、P = 0.037）、感染原菌种类数（OR = 18.746、95%CI：10.630～27.651、P = 0.049）和PCT水平（OR = 33.683、95%CI：21.533～40.029、P = 0.011）均为导致血流感染孕产妇发生母婴不良结局的危险因素。

发生感染性休克、PCT水平异常升高和混合病原菌感染均为评估血流感染孕产妇发生母婴不良结局的重要指标。

分析不同病理类型结直肠息肉患者的幽门螺杆菌（Hp）感染亚型，并分析其与炎症特征的关系。

纳入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北京市石景山医院收治的480例Hp阳性结直肠息肉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病理类型分为增生性息肉组、炎性息肉组、腺瘤性息肉组和结直肠癌组，每组各120例。回顾性分析患者一般资料及胃肠镜影像特征，比较各组患者Hp亚型分布及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IL）-1、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水平。比较结直肠息肉组织不同病理类型及不同亚型下炎症因子表达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直肠息肉患者患结直肠癌的危险因素，并分析Hp感染亚型与炎症因子的危险关联。采用广义多因子降维（GMDR）法分析Hp感染亚型与炎症指标对结直肠癌的交互作用。

增生性息肉组、炎性息肉组、腺瘤性息肉组和结直肠癌组患者饮酒史（χ² = 32.433、P < 0.001）、高血脂史（χ² = 19.940、P < 0.001）和病变大小（χ² = 89.048、P < 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增生性息肉组、炎性息肉组、腺瘤性息肉组和结直肠癌组患者Hp感染亚型（Ⅰ型和Ⅱ型）分布差异有统计意义（χ² = 51.193、P < 0.001）。增生性息肉组、炎性息肉组、腺瘤性息肉组和结直肠癌组患者CRP（F = 2.871、P = 0.036）、IL-1（F = 109.747、P < 0.001）、IL-6（F = 51.959、P < 0.001）、TNF-α（F = 26.770、P < 0.001）、NLR（F=7.393、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PLR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1.617、P = 0.18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饮酒史（OR = 1.937、95%CI：1.420～2.763、P < 0.001）、高血脂史（OR = 2.856、95%CI：2.351～3.759、P < 0.001）、病变> 2 cm（OR = 3.017、95%CI：2.215～3.823、P < 0.001）、CRP > 7.01 pmol/L（OR = 2.235、95%CI：1.840～2.760、P < 0.001）、IL-1 > 22.13 mmol/L（OR = 1.857、95%CI：1.148～2.996、P < 0.001）、IL-6 > 30.24 mmol/L（OR = 1.592、95%CI：1.308～2.093、 P < 0.001）、TNF-α > 31.79 g/L（OR = 1.985、95%CI：1.290～3.225、P < 0.001）、NLR > 2.08（OR = 2.803、95%CI：1.922～3.474、P < 0.001）和Ⅰ型Hp感染（OR = 2.961、95%CI：2.158～3.510、P < 0.001）均为结直肠息肉患者患结直肠癌的危险因素。增生性息肉组、炎性息肉组、腺瘤性息肉组和结直肠癌组中Ⅰ型Hp感染者CRP、IL-1、IL-6、TNF-α、NLR和PLR水平均显著高于Ⅱ型Hp感染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RP（R = 0.165、P = 0.042）、IL-1（R = 0.183、P < 0.001）、IL-6（R = 0.367、P < 0.001）、TNF-α（R = 0.215、P = 0.006）、NLR（R = 0.236、P = 0.038）和PLR（R = 0.185、P = 0.010）均Ⅰ型Hp感染的危险因素；IL-1（R = 0.212、P = 0.006）、IL-6（R = 0.205、P = 0.023）和TNF-α（R = 0.189、P = 0.014）均为Ⅱ型Hp感染的危险因素。基于CRP、IL-1、IL-6、TNF-α、NLR和Ⅰ型Hp感染构建的GMDR六阶模型检验样本准确度为73.803%，交叉验证一致性为100%，模型交互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差异显著（P均< 0.001）。

不同病理类型结直肠息肉患者Hp亚型分布不同，腺瘤性息肉患者和结直肠癌患者Ⅰ型Hp感染率更高。不同Hp感染亚型结直肠息肉患者炎症因子水平不同，Ⅰ型Hp感染者炎症因子水平普遍高于Ⅱ型Hp感染的息肉 患者。

分析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孕产妇母婴传播情况，探讨在严格落实母婴传播干预措施的真实世界中HBV母婴传播率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队列研究设计，对2021年1月1日～ 2023年12月31日10 250例北京市乙型肝炎垂直暴露儿童母亲的社会经济学资料、HBV血清学标志物、HBV载量及预防母婴传播相关干预措施进行分析；采用Poisson回归分析年份、孕妇年龄与HBV表面抗原阳性率间的关系。HBV表面抗原阳性产妇及HBV暴露儿童数据来源于“国家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信息系统”。描述8 412例（82.07%）完成血清学追访结果的HBV垂直暴露儿童疫苗全程接种后血清学标志物检测（PVST）结果及HBV母婴传播率。根据感染母亲HBV DNA载量对孕妇和暴露儿童进行分组，即高病毒载量孕妇（1 780例）和低病毒载量孕妇（8 470例），高暴露儿童（1 664例）和低暴露儿童（6 748例））。采用卡方检验和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孕妇的基本资料、胎儿结局和预防母婴传播干预措施的差异；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社会经济、感染状态及预防母婴传播干预措施下母婴传播率的差异。

2021至2023年，北京市住院分娩产妇共403 368例，其中HBV表面抗原阳性产妇10 093例（分娩活产儿童10 250例），HBV表面抗原阳性率为2.50%（95%CI：2.45%～2.55%）；随着孕妇年龄的减小，HBV表面抗原阳性率越低（RR = 0.93、P < 0.001）。高病毒载量组和低病毒载量组孕妇乙肝疫苗及时接种率（99.94%vs. 99.76%）和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及时注射率（99.89%vs. 99.88%）均达99.50%以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 = 2.33、P = 0.127，χ² = 0.00、P = 0.950）。高暴露组和低暴露组儿童乙肝疫苗接种时间分别为0.48（0.26，0.60）h和0.53（0.30，1.15）h（Z = 12.83、P < 0.001），HBIG注射时间分别为0.41（0.25，0.51）h和0.50（0.28，1.07）h（Z = 14.85、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高病毒载量组孕妇抗病毒治疗率高达96.35%（1 715/1 780），显著高于低病毒载量组（14.06%、1 191/8 470）（χ² = 4 902.99、P < 0.001）；高病毒载量组孕妇在专科医院分娩者（89.94%、1 601/1 780）显著高于低暴露组（34.90%、2 956/8 470）（χ² = 1 805.80、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BV母婴传播儿童共6例，母婴传播率为0.07%（95%CI：0.02%～0.16%）。不同分娩年龄、文化程度、分娩机构类型和分娩方式孕妇的HBV母婴传播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HBeAg阳性孕妇的HBV母婴传播率高于HBeAg阴性孕妇（0.28%vs. 0.00%：χ² = 17.15、P < 0.001），高病毒载量孕妇的HBV母婴传播率高于低病毒载量孕妇（0.36% vs. 0.00%：χ² = 24.35、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BV暴露儿童应及时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并接种乙肝疫苗，结合对母婴传播高风险的HBV感染孕妇在孕晚期开始抗病毒治疗，HBV母婴传播率可降低至极低水平。

探讨去除游离DNA后腹水细菌DNA水平对肝硬化腹水患者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的预测效能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采用单中心前瞻性队列设计，纳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2021年9月至2022年12月住院的肝硬化腹水患者共230例。留取患者入院时腹水样本，经Benzonase酶预处理去除游离DNA后，采用数字PCR定量检测细菌DNA水平。根据入院时腹水细菌DNA载量，将患者分为细菌DNA高载量组[log（细菌DNA）≥ 2]（38例）和细菌DNA低载量组[log（细菌DNA）< 2]（192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住院30 d肝硬化腹水患者发生SBP的独立风险因素，并通过Cox回归及ROC曲线分析细菌DNA载量对肝硬化腹水患者入院后90 d及360 d生存率的影响。

38例细菌DNA高载量组患者SBP发生率为44.7%（17/38），显著高于细菌DNA低载量组（6.25%、12/19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42.81、P <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腹水中细菌DNA载量升高[log（细菌DNA）≥ 2]（OR = 3.040、95%CI：1.605～5.756、P = 0.001）、上消化道出血（OR = 6.061、95%CI：2.315～15.625、P < 0.001）及慢性肾脏病（OR = 12.195、95%CI：4.504～32.258、P < 0.001）均为肝硬化腹水患者入院后30 d内SB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进一步构建包含MELD评分、log（细菌DNA）及中性粒细胞计数的联合预测模型，用于评估肝硬化腹水患者入院后90 d病死率的风险。ROC曲线分析显示，该联合模型的预测效能优于单独使用MELD评分（AUC分别为0.823和0.75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 = 2.823、P = 0.005）。腹水细菌DNA高载量组患者入院后90 d生存率（71.1%）和360 d生存率（57.9%）显著低于腹水细菌DNA低载量组患者（84.4%和79.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 = 2.99、P = 0.038；χ² = 6.68、P = 0.002）。

去除游离DNA后的腹水细菌DNA水平对肝硬化腹水患者发生SBP具有重要预测价值。腹水细菌DNA高载量患者90 d及360 d生存率较低，提示细菌移位在肝硬化预后评估中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