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菌病是由布鲁菌属细菌侵入机体，引起人兽共患的变态反应传染性疾病。本视频主要介绍布鲁菌病的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以及治疗相关内容。

一、临床表现

1. 潜伏期7～21 d，平均14 d，少数患者可达数月至1年以上。

2. 临床表现复杂、分型困难，临床一般分为急性期、亚急性期、慢性期活动型及慢性期相对稳定型。各期症状：急性期以发热、多汗、关节痛等为主要表现，慢性期病程超6个月，可累及多系统，并出现多种并发症，且存在再次感染可能。

二、诊断与鉴别诊断

目前临床诊断标准为WS269-2019《布鲁氏菌病诊断标准》，职业病诊断按GBZ227-2017《职业性传染病诊断标准》。另外，需结合患者的职业史、临床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如血清学检测和病原培养等），分为疑似、临床诊断、确诊及隐性感染病例。鉴别诊断方面，急性期需与风湿热、伤寒等长期发热性疾病区分，慢性期应与慢性骨关节病、神经官能症鉴别。

三、治疗

1. 治疗原则：早期、联合、足量、足疗程，必要时延长疗程，预防并发症，防止复发和慢性化。

2. 治疗目标：①近期疗效治愈：体温恢复正常，其他临床症状、体征消失，体力和劳动能力恢复；原有布鲁菌培养阳性者两次细菌培养转阴；各脏器功能指标正常。②远期疗效治愈：达到近期疗效治愈目标后维持1年以上无复发。

3. 急性期、亚急性期、慢性期急性发作治疗包括一般治疗、抗菌治疗以及皮质激素的应用；慢性期治疗包括菌苗脱敏疗法、抗菌治疗以及手术治疗等。

四、预后

1. 布鲁菌病发病的急性期及早发现，且采取正规方法进行治疗，大部分布鲁菌病患者可痊愈且终身不复发。患者大多预后良好，大多在3～6个月内康复，仅10%～15%患者病程超过6个月、未经抗菌药物治疗前病死率为2%～3%，采用抗菌治疗后患者中少有死亡病例。

2. 慢性布鲁菌病很难治愈，可导致多组织器官侵害，严重时影响患者的生殖能力，故危害较大。

探讨舒巴坦-度洛巴坦联合美罗培南治疗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XDR-AB）致重症医院获得性肺炎的有效性。

回顾性分析2025年5月1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例医院获得性XDR-AB重症肺炎患者的病历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76岁男性，因“反复发热，伴咳嗽、咯痰2 d”收入本院。入院胸部CT显示双下肺弥漫性磨玻璃渗出影，灌洗液宏基因组测序（mNGS）提示人类疱疹病毒1型（102条）感染，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给予更昔洛韦抗病毒及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细菌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发生医院获得性XDR-AB重症肺炎及脓毒性休克，药敏试验提示对替加环素、复方新诺明、依拉环素和舒巴坦-度洛巴坦敏感，体温最高42 ℃，炎性指标（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水平等）明显升高，使用舒巴坦-度洛巴坦（1.0 g/1.0 g/次、静脉滴注，1次/6 h）联合美罗培南（1.0 g/次、静脉滴注，1次/8 h）治疗5 d后感染症状明显改善，顺利出院，避免了Ⅱ型呼吸衰竭导致的气管插管。国内外有病例报道使用舒巴坦-度洛巴坦联合亚胺培南治疗XDR-AB感染，本病例结合患者既往史调整治疗方案，显示联合美罗培南也可实现临床治愈和微生物清除。

舒巴坦-度洛巴坦联合美罗培南治疗XDR-AB所致医院获得性肺炎，对改善患者症状和清除病原体有积极作用。

本视频主要介绍Epstein-Barr（EB）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EB病毒相关疾病及治疗等相关内容。

一、概述

1. EB病毒，即人疱疹V4型，潜伏于人体淋巴细胞中，具有人疱疹病毒的共性特征：感染-终身潜伏-再激活，是否激活则与人体免疫功能有关。在人群中感染率超过95%，几乎能引起所有器官组织病变；传播途径主要为唾液传播。

2. EB病毒体内感染的两个阶段：①溶细胞状态：表达全部基因，复制产生子代病毒颗粒，外周血可以检测出病毒基因；此阶段应用抗病毒治疗可以抑制。②潜伏状态：表达少数基因，与致癌性和EB病毒相关炎症有关；此阶段抗病毒治疗无效。

二、EB病毒相关疾病

（一）炎症性疾病

1.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特征为咽喉痛、颈部淋巴结肿大、疲劳和发热。可由多种病原体引起，但主要因初次感染EB病毒。目前尚无公认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特异性治疗方法，常使用皮质类固醇治疗炎症并发症。

2. 慢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chronic active Epstein-Barr virus infection，CAEBV）：EB病毒感染的T细胞或NK细胞克隆性增殖并浸润多个器官，导致器官功能衰竭；主要症状是炎症反应。CAEBV可导致两种致命疾病：噬血细胞淋巴组织增生症和化疗耐药性淋巴瘤。根除EB病毒感染的T细胞或NK细胞的唯一有效治疗策略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3. 其他：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和EB病毒相关血细胞吞噬性淋巴组织增生症。

（二）肿瘤性疾病

上皮细胞癌：鼻咽癌和胃癌、B细胞淋巴瘤、T细胞淋巴瘤或NK细胞淋巴瘤。

三、检测与治疗

1. EB病毒编码的RNAs（Epstein-Barr virus encoded RNA，EBERs）检测：存在于受染细胞核中，可能参与细胞转化和恶变，但尚缺乏金标准。

2. EB病毒感染的治疗：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治疗EB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尽管其中一些抗病毒药物被证实能有效抑制EB病毒在体外的复制，并被用于实验性应用，但均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批准，如EB病毒蛋白激酶BGLF4抑制剂、EB病毒DNA聚合酶抑制剂和EB病毒核抗原1抑制剂。而基于宿主的疗法：靶点明确，疗效显著且对机体代谢影响较小，不良反应轻微，服药方式通常为口服，患者依从性好，有待于深入研究。

结核性脑膜炎（TBM）是由结核分枝杆菌（Mtb）感染引起的脑膜非化脓性炎症，发病隐匿、临床表现特异性差、预后差，是肺外结核病中病死率最高的类型。TBM发病机制复杂多样，主要是由于机体原发性免疫应答不足或继发性免疫功能缺陷，Mtb穿透血脑屏障播散所致。由于早期临床症状及常规检验结果不典型，Mtb培养敏感性低，早期诊断TBM很困难。随着临床诊治技术的不断进步，全自动Mtb/利福平耐药核酸扩增检测和高通量测序等检测技术已广泛应用，免疫学检测和多组学检测技术持续发展，新型抗Mtb药物以及综合治疗方案的临床使用，提高了TBM确诊率，减少了其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发生。本文就目前TBM相关诊断、治疗及研究新进展进行综述。

猴痘（Mpox）自2022年在全球暴发以来，其传播模式和临床特征发生明显变化，病例多集中于男男性行为者（MSM）及合并HIV感染人群。猴痘病毒可破坏皮肤黏膜屏障并影响免疫功能，易继发细菌、性传播病原体及真菌感染，增加疾病复杂性及重症发生风险。本共识基于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及门急诊临床实践经验，系统总结猴痘合并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常见病原体及传播途径，提出涵盖早期识别、风险分级、病原学检测、抗感染治疗及防控策略在内的23条推荐意见，旨在规范猴痘合并感染的诊疗流程，提高临床管理水平，降低重症率与传播风险。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多病因引发的严重急性弥漫性炎症性肺损伤，以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肺水肿及低氧血症为特征，重症患者病死率高达35%～50%。当前治疗主要依赖机械通气与药物支持，但对肺泡-毛细血管屏障不可逆损伤尚缺乏特异性疗法，亟需探索新策略。细胞治疗凭借多重靶向作用已成为ARDS研究焦点。免疫调节：间充质干细胞（MSCs）和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等通过分泌抗炎因子，如前列腺素E2（PGE2）、白细胞介素（IL）-10抑制核转录因子-κB（NF-κB）通路，降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6等促炎因子水平，并调节免疫细胞平衡，减轻过度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MSCs及外泌体通过激活Nrf2-ARE通路恢复线粒体功能，减少活性氧生成，缓解氧化损伤；组织修复：MSCs通过Wnt/β-catenin通路促进肺泡与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内皮祖细胞归巢修复血管内皮，降低通透性；抗纤维化与抗凋亡：MSCs分泌肝细胞生长因子抑制TGF-β/Smad通路，减少肌成纤维细胞活化，外泌体传递miRNAs抑制肺泡上皮细胞焦亡，延缓纤维化进程。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ARDS的临床研究证实，MSCs、外泌体及调节性T细胞可有效调控炎症、改善氧合；脐带血及免疫-基质调节细胞等联合标准治疗亦展现协同潜力。但细胞治疗仍面临多重挑战：疗效异质性：受细胞来源、剂量、输注时机及患者基线病情影响，长期预后数据有限；安全风险：需警惕微栓塞、iPSCs致瘤性及免疫原性问题；技术瓶颈：细胞扩增、冻存及质控标准尚未统一，核心机制仍待阐明。本文系统综述了ARDS发病机制及细胞治疗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进展，旨在为其治疗提供新思路。

应用机器学习（ML）建立脓毒性休克患者住院28 d死亡预测模型，并验证其有效性。

对2019年1月至2024年6月苏州大学附属苏州九院收治的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入院28 d的预后分为死亡组（104例）和生存组（161例）。使用最小绝对收缩选择算子（LASSO）算法筛选脓毒性休克患者住院28 d死亡的关键变量。总体数据以3∶1比例随机分配到训练集和测试集。通过比较8种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选择最优算法来重建脓毒性休克患者住院28 d死亡的预测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和临床决策曲线（DCA）评估模型的性能。Shapley加性解释（SHAP）算法用于模型解释。

共纳入265例脓毒性休克患者。通过临床初步筛选，模型最初包含47个变量，经过LASSO模型进一步筛选后，确定9个变量用于后续模型开发。在构建的8个模型中，径向基函数支持向量机（RSVM）模型表现出最佳的整体性能。使用最优算法重建后，训练集和测试集的AUC分别为0.85和0.77，准确率分别为78.8%和71.6%，召回率分别为75.6%和69.2%，DCA曲线均显示出更高的净收益。Shapley加性解释（SHAP值）和变量的优先级排序显示，涉及4个或更多器官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是最重要的特征变量，其次是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和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

通过机器学习建立模型可以准确预测脓毒性休克患者住院28 d死亡风险，改善其风险分层，从而指导临床医生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肠道疾病，发病部位主要局限于结直肠的黏膜和黏膜下层，多表现为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发作与缓解交替，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与环境、遗传、肠道微生物以及免疫等多种因素有关。色氨酸作为人体的必需氨基酸，其分解代谢主要通过犬尿氨酸、吲哚和5-羟色胺3条途径进行。色氨酸的多种代谢产物可调节肠道屏障功能、免疫应答、炎症反应以及肠道菌群等，进而影响UC疾病进程。探索色氨酸代谢紊乱与UC的相关性，有望开发UC新型辅助治疗方法。本文对色氨酸代谢的3条途径、色氨酸代谢紊乱与UC的病理机制、基于色氨酸代谢的UC治疗策略相关进展进行综述。

分析化疗后肺癌合并肺结核患者的临床特征，并探讨其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收集2017年5月至2025年7月湘潭市中心医院收治的58例化疗后发生肺结核的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8例患者接受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方案（ICIs组），其余40例患者纳入非ICIs组；根据患者治疗结局分为不良结局组（27例）和良好结局组（31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化疗后发生肺结核的肺癌患者不良治疗结局（非结核性死亡、结核性死亡、治疗失败或失访）的影响因素。

ICIs组患者ALC显著低于非ICIs组患者[0.76（0.62，1.05）×10⁹/L vs. 1.18（0.95，1.52）×10⁹/L：U=168.4、P=0.004]，而NLR[4.7（3.2，6.5）vs. 2.8（2.0，3.5）：U=105.5、P＜0.001]和C-反应蛋白水平[32.5（21.0，54.8） mg/L vs. 13.5（8.2，21.5） mg/L：U=97.6、P=0.001]显著高于非ICIs组患者；此外，ICIs组患者中陈旧性肺结核占比（33.3% vs. 17.5%：χ²=5.010、P=0.028）、痰抗酸染色阳性率（77.8% vs. 47.5%：χ²=5.660、P=0.017）、痰Mtb DNA阳性率（88.9% vs. 55.0%：χ²=5.100、P=0.024）均显著高于非ICIs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ICIs治疗（aOR=8.85、95%CI：2.41～32.52、P=0.001）和陈旧性肺结核（aOR=4.14、95%CI：1.38～12.42、P=0.011）为肺癌合并肺结核发生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虽然弥散粟粒影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OR=7.76、P=0.023），但因其95%CI宽泛（1.32～45.65）且事件数少（n=5），未将其确定为稳定的独立危险因素。

ICIs治疗是肺癌合并肺结核患者不良结局的最强独立风险因素，陈旧性肺结核史显著增加4倍风险。对出现胸部弥散粟粒影者需警惕重症结核，但其独立预测价值需行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

评价应用分层引流技术治疗化脓性颅内感染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1日收治的确诊为化脓性颅内感染的82例患者术中及术后临床资料、治疗结果和随访情况。性别、原发病种类、感染细菌种类等计数资料以例数（%）描述；分层引流手术时间、感染控制时间等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₂₅，P₇₅）]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入组82例患者住院时间均超过30 d，均表现出多重耐药（MDR）菌感染特征并接受分层引流技术治疗化脓性颅内感染。患者术前脓液或脑脊液培养结果均为阳性，其中革兰阴性杆菌感染78例（95.1%），革兰阳性球菌感染11例（13.4%）。患者全身引流管数量均2根以上，最多可达6根。患者脑室系统积脓发生率为56.1%（46/82），其中侧脑室颞角引流者38例（46.3%），四脑室引流者12例（14.6%），腰大池引流者19例（23.2%）。入组患者30 d感染控制率为91.5%（75/82），感染控制时间为[15（10，21）]d。随访6个月，死亡患者4例（4.9%），新发感染者1例（1.2%）；行脑室-腹腔分流者57例（69.5%）。

本研究通过硬膜下、脑室及皮下多导管联合分层引流技术，结合动态脑脊液压力调节机制，验证了分层引流技术在有效控制跨解剖层次感染以及改善脑脊液循环障碍方面的显著效果，为化脓性颅内感染的治疗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策略。

探讨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不同年龄段儿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临床特征及核酸转阴时间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28日至2023年6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155例感染SARS-CoV-2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免疫系统发育差异及流行病学特点，将其分为＜7岁组（24例）、7～12岁组（36例）和＞12岁组（95例），比较3组患儿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指标和疫苗接种分布差异，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筛选影响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的相关因素，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明确其独立影响因素。

＜7岁组患儿临床分型为普通型者比例均高于7～12岁组（20.83% vs. 0.00%：P=0.008）和＞12岁组（20.83% vs. 2.11%：P=0.0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岁组患儿住院时间[9.00（8.00，14.00）d]和核酸转阴时间[7.00（6.25，7.00）d]均短于7～12岁组[ 14.00（9.25，15.75）d，9.00（6.00，12.00）d]和＞12岁组[13.00（10.00，15.00）d，10.00（8.00，12.00）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7岁组患儿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苗接种针次分布[0针：62.50%（15/24），1针：12.50%（3/24），2针：25.00%（6/24），3针：0.00%（0/24）]与7～12岁组[0针：5.56%（2/36），1针：11.11%（4/36），2针：77.78%（28/36），3针：5.56%（2/36）]和＞12岁组相比[0针：4.21%（4/95），1针：3.16%（3/95），2针：90.53%（86/95），3针：2.11%（2/9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5.810、P＜0.001，Z=－7.251、P＜0.001）。＜7岁组患儿鼻塞流涕发生率[（39.13%（9/23）]高于＞12岁组[14.12%（12/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12岁组患儿咽部不适发生率[57.65%（49/85）]高于＜7岁组[21.74%（5/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336、P=0.002）。＜7岁组、7～12岁组和＞12岁组患儿抽搐、呕吐腹泻发生率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029、P=0.026，χ²=6.614、P=0.027），但经Bonferroni校正P值行组间两两比较均未发现任何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67）。＞12岁组患儿白细胞介素（IL）6水平升高者占比[47.37%（45/95）]低于＜7岁组[75.00%（18/24）]和7～12岁组[72.22%（26/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872、P=0.015，χ²=6.496、P=0.011）。＞12岁组患儿乳酸脱氢酶水平[182.15（161.00，215.00）U/L]、D-二聚体水平[0.25（0.18，0.49）μg/ml]和N基因Ct值[21.92（17.98，26.41）]均低于＜7岁组[275.35（215.45，320.10）U/L、0.49（0.33，0.76） μg/ml、27.59（22.53，32.60）]和7～12岁组患儿[237.35（205.57，260.15）U/L、0.36（0.25，0.87） μg/ml、27.90（21.33，34.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12岁组患儿ORF1ab基因Ct值[23.80（20.56，29.30）]低于7～12岁组患儿[30.07（22.85，36.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083、P=0.002）。7～12岁组患儿抗-SARS-CoV-2 IgG水平[3.32（1.57，8.28）S/CO]均高于＜7岁组[0.81（0.03，14.58）S/CO]和＞12岁组患儿[1.36（0.58，4.18）S/CO]，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537、P=0.034，Z=2.421、P=0.046）。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年龄（ρ=0.312、P＜0.001）、身体质量指数（ρ=0.250、P=0.002）、疫苗接种2针以上（ρ=0.326、P＜0.001）、是否有症状（ρ=0.445、P＜0.001）、发热（ρ=0.334、P＜0.001）、咽部不适（ρ=0.401、P＜0.001）、头痛头晕（ρ=0.252、P=0.002）、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ρ=0.369、P＜0.001）、IL-6（ρ=0.192、P=0.016）以及肌酐（ρ=0.323、P＜0.001）与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均呈正相关，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ρ=－0.278、P＜0.001）、乳酸脱氢酶（ρ=－0.175、P=0.029）、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ρ=－0.162、P=0.044）、D-二聚体（ρ=－0.331、P＜0.001）和抗-SARS-CoV-2 IgG（ρ=－0.278、P＜0.001）与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均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模型整体显著（F=7.016，P＜0.001），该模型可以解释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的43.4%变化原因（R²=0.434）。有症状（β=0.263、95%CI：0.873～6.513、P=0.011）和咽部不适（β=0.153、95%CI：0.029～2.603、P=0.045）为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延迟的独立危险因素，抗-SARS-CoV-2 IgG水平（β=－0.209、95%CI：－0.022～0.002、P=0.022）为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缩短的独立保护因素。

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儿童感染SARS-CoV-2临床表现以轻型为主，临床特征与年龄密切相关。有症状、咽部不适患儿核酸转阴时间延长，而高水平抗-SARS-CoV-2 IgG有助于缩短核酸转阴时间，需关注不同年龄段患儿的个体化管理，强调疫苗接种及抗体监测在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重症烧伤患者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风险的预测模型并进行验证。

收集2017年5月至2024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收治的675例重症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MDRO感染，将患者分为非MDRO感染组（535例）与MDRO感染组（140例）。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筛选发生MDRO感染的变量因素。将入选样本量按照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473例）与验证集（202例），分别构建极限梯度提升树（XGBoost）、Logistic回归、支持向量机（SVM）、K近邻（KNN）和高斯朴素贝叶斯分类（GNB）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决策曲线分析（DCA）和校准曲线评估各模型的性能。使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分析每个变量对预测模型的影响。

675例患者中发生MDRO感染者140例，发生率为20.74%（140/675）。非MDRO感染组与MDRO感染组患者烧伤深度（χ²=32.244、P＜0.001）、烧伤面积（χ²=9.438、P=0.002）、低蛋白血症（χ²=4.713、P=0.030）、入重症监护室（ICU）前使用抗菌药物（χ²=11.073、P=0.001）、机械通气（χ²=4.125、P=0.042）、抗菌药物使用≥3种（χ²=22.031、P＜0.001）、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χ²=10.377、P=0.001）、留置导尿管（χ²=13.519、P＜0.001）、深静脉置管（χ²=11.743、P＜0.001）、住ICU时间（Z=21.359、P＜0.001）与住院时间（Z=11.271、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基于LASSO回归筛选MDRO感染的变量因素构建5种预测模型，其中GNB模型综合表现最好，训练集AUC为0.877（95%CI：0.837～0.917），验证集AUC为0.872（95%CI：0.809～0.934），校准曲线显示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结果最相近，DCA曲线显示，风险概率值为0.10～1.00时，临床净收益高。SHAP分析显示，按影响重症烧伤患者发生MDRO感染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分别为住ICU时间、住院时间、烧伤深度、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留置导尿管、深静脉置管以及入ICU前使用抗菌药物。

以烧伤深度、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留置导尿管、深静脉置管、入ICU前使用抗菌药物、住ICU时间、住院时间构建的GNB模型为重症烧伤患者发生MDRO感染的最佳预测模型，对医护人员制定有效防控策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分析结核分枝杆菌（MTB）/利福平耐药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Xpert MTB/RIF）与靶向宏基因组测序（tNGS）在检测MTB中的一致性，并分析一致性差异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分析2023年10月至2025年5月六安市人民医院收治的95例疑似结核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对Xpert MTB/RIF和tNGS所检出MTB进行一致性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两种检测方法辅助诊断结核病的效能。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Xpert MTB/RIF和tNGS检测结果一致性的影响因素。采用聚类分析根据不同尿酸（UA）水平将入组患者分为高风险组（35例）和低风险组（60例），比较两组患者Xpert MTB/RIF和tNGS检测MTB一致性影响因素分布特征的差异。

根据最终临床诊断标准，入组结核病患者55例，非结核病患者40例。ROC曲线分析显示，Xpert MTB/RIF和tNGS辅助诊断结核病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值分别为0.931（0.834～0.983）和0.941（0.884～0.975）。Xpert MTB/RIF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91%和90.00%，tNGS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91%和92.50%。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4岁（OR=1.154、95%CI：1.059～1.226、P=0.019）、疾病类型为非结核病（OR=6.836、95%CI：1.813～25.776、P=0.005）、标本类型为痰液（OR=7.215、95%CI：5.264～8.965、P=0.005）和UA≥435.52 µmol/L（OR=5.643、95%CI：2.565～8.643、P=0.005）均为影响Xpert MTB/RIF与tNGS诊断一致性的独立危险因素。两种检测方法对结核病诊断一致性高于非结核病患者，肺泡灌洗液标本诊断一致性高于痰液标本。高风险组中“危险因素较少型分布”的占比显著低于低风险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10.887、P=0.023）。

Xpert MTB/RIF与tNGS在MTB检测中具有较好一致性，受患者年龄、疾病类型、标本类型和尿酸水平影响。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FTS）是由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SFTSV）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近年来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临床实践表明，病程早期干预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而进展为重症的患者病死率居高不下。SFTS患者合并细菌、真菌感染发生率较高，且与疾病预后密切相关，是影响临床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为规范SFTS合并细菌/真菌感染的早期识别、诊断、治疗与防控，基于2009年本病发现以来的循证医学证据，本共识专家组联合感染、急诊、重症、检验、药学及流行病学等多学科专家，结合临床经验而制定，旨在为临床医务工作者提供科学、可操作的诊疗指导，提高SFTS合并细菌/真菌感染的综合诊治水平。

分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全的危险因素，构建并验证可视化列线图预测模型。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就诊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302例HIV/AIDS初治患者在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启动前的临床资料，根据启动ART后连续4年CD4⁺ T淋巴细胞计数分为免疫学应答组（IRs组）（202例）和免疫重建不全组（INRs组）（100例）；所有参与者按7∶3比例随机分配至训练集（212例）和验证集（90例）。采用随机森林、Lasso回归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预测因子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比较训练集和验证集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评估模型的性能。

212例训练集中免疫重建不全HIV/AIDS患者72例，发生率为33.96%；90例验证集中免疫重建不全HIV/AIDS患者28例，发生率为31.11%。训练集中，INRs组患者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白细胞（WBC）、血小板（PLT）和血红蛋白（Hb）水平显著低于IRs组（P均＜0.05）；INRs组乙型肝炎病毒（HBV）合并感染者占比、ART启动年龄、基线HIV载量、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均显著高于IRs组（P均＜0.05）；两组感染途径、WHO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两组患者性别、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ART方案、身体质量指数（BMI）、ART启动延迟、血肌酐（SCr）、甘油三酯（TG）和胆固醇（T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随机森林筛选的免疫重建不全预测因子为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WBC；Lasso回归筛选的免疫重建不全预测因子为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HBV合并感染。整合上述因子（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WBC和HBV合并感染）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OR=0.986、95%CI：0.982～0.990、P＜0.001）为HIV/AIDS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全的保护因素，而ART启动年龄大（OR=1.035、95%CI：1.009～1.061、P=0.008）和HBV合并感染（OR=8.326、95%CI：1.836～37.765、P=0.006）则均为HIV/AIDS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3个预测因子（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HBV合并感染）构建免疫重建不全风险预测模型，训练集和验证集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82和0.825，训练集与验证集校准曲线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0.038和0.030，Brier评分分别为0.135和0.154，临床决策曲线（DCA）分析表明，预测模型在10%～70%阈值概率范围内，于训练集及验证集中均具临床实用价值。

以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HBV合并感染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预测HIV/AIDS患者免疫重建不全方面具有较高性能，有助于临床风险评估及决策。

探讨2024年南京及周边地区呼吸道感染患儿病原体分布特点。

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024年1～12月因上呼吸道感染或并发上呼吸道感染进行11种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患儿（≤18周岁）的临床资料。共收集临床样本5 973例，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年龄及特殊时期（如寒暑假及春秋学期）11种呼吸道病原体阳性检出率。

所收集样本病原体阳性检出率为61.58%（1 551/5 973），11种病原体检出率居前5位的依次为人鼻病毒（1 150例、31.27%）、肺炎支原体（957例、26.01%）、腺病毒（672例、18.27%）、副流感病毒（525例、14.27%）和呼吸道合胞病毒（349例、9.49%）。1～3岁患儿群体（68.9%）及寒假时期（73.7%）样本阳性检出率最高，不同年龄段（χ²=140.393、P＜0.001）、不同学期及假期（χ²=21.648、P＜0.001）呼吸道病原体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人鼻病毒（25.7%）、副流感病毒（15.2%）、腺病毒（17.0%）及肺炎支原体（22.7%）5～7月份阳性率较高且达到峰值；偏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甲型流感病毒及其H1N1分型11～12月份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自1月份乙型流感病毒感染高峰后阳性率逐步下降，与甲型流感病毒的缓慢增长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混合感染现象并不少见（占总样本的13.93%），其中以两种病毒混合感染为主（占总样本的12.47%），人鼻病毒（367/745，49.26%）和肺炎支原体（238/745，31.95%）混合感染占比最高。

2024年南京及周边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中，人鼻病毒阳性占比最高，混合感染以人鼻病毒和肺炎支原体常见。1～3岁儿童呼吸道感染多发，需加强婴幼儿保护及家长科普。寒假与春季学期为呼吸道感染高发期，应强化该时段儿童健康防护和病原体监测。

幽门螺杆菌是引起人体消化道疾病最重要的病原菌之一，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Ⅰ类致癌物，其精准检测对临床诊疗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临床常规诊断方法众多，以血清学抗体检测法、¹³C/¹⁴C尿素呼气试验法、微需氧培养法以及组织学染色法等常用，然而随着抗菌药物的过度使用，其耐药现象日益严重，传统检测方法已不能完全满足个体化诊疗需求，分子检测技术通过靶向检测耐药与毒力基因已成为临床诊疗与科研攻关迫切需求的重要工具，为临床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本文对幽门螺杆菌分子检测方法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及技术局限性，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个体化精准诊疗方案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分析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进展为肝硬化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收集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及HCV RNA阳性且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基因测序成功的755例CHC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感染HCV基因型分为GT3组（250例）和非GT3组（505例），根据完成抗病毒治疗后是否进展为肝硬化分为肝硬化组（575例）和非肝硬化组（180例）；分别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人群分类、感染途径、治疗率及肝脏炎症指标。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率的比较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应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CHC患者各基线指标与进展为肝硬化的相关性；应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模型筛选CHC患者进展为肝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

755例CHC病例中HCV GT3型感染率为33.11%（250/755）。与非GT3型HCV感染者相比，GT3型HCV感染者中男性（197/250、78.80%）、40～60岁患者（224/250、89.60%）、无业和农民（219/250、87.60%）以及静脉药瘾为感染途径（124/250、49.60%）占比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GT3型HCV感染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甲胎蛋白（AFP）、总胆红素（TBil）、肝脏硬度值（LSM）和APRI评分水平显著高于非GT3型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GT3型HCV感染者血小板（PLT）和SVR12均低于非GT3型HCV感染者（Z=－6.424、P＜0.001、χ²=6.370、P=0.012），且GT3型HCV感染者肝硬化发生率更高（39.60% vs. 16.04%：χ²=51.121、P＜0.001）。250例HCV GT3亚型感染者中GT3b亚型占71.6%（179/250），与GT3a亚型感染者相比，GT3b亚型感染者平均年龄更大[（53.52±5.34）岁 vs.（51.37±8.32）岁]，AFP水平更高[6.85（3.61，13.67） ng/ml vs. 5.05（3.56，8.89） n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574、P=0.046，Z=－2.303、P=0.021）。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CHC患者进展为肝硬化与年龄（r=0.125、P＜0.001）、GT3型HCV感染（r=0.262、P＜0.001）、ALT（r=0.104、P=0.004）、AST（r=0.304、P＜0.001）、APRI（r=0.510、P＜0.001）、AFP（r=0.183、P＜0.001）、LSM（r=0.671、P＜0.001）和TBil（r=0.276、P＜0.001）均呈正相关，与血小板（r=－0.408、P＜0.001）和白蛋白水平（r=－0.103、P=0.005）呈负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GT3型HCV感染（OR=1.842、95%CI：1.584～2.192、P＜0.001）、AST（OR=1.008、95%CI：1.000～1.016、P=0.041）、PLT（OR=0.992、95%CI：0.985～0.994、P＜0.001）、AFP（OR=1.012、95%CI：1.002～1.022、P=0.014）、白蛋白（ALB）（OR=0.870、95%CI：0.781～0.969、P=0.011）、年龄（OR=1.028、95%CI：1.011～1.044、P＜0.001）和LSM（OR=1.430、95%CI：1.329～1.539、P＜0.001）均为完成抗病毒治疗后CHC患者进展为肝硬化的影响因素。

HCV GT3型（尤其3b亚型）感染在青海地区CHC患者中占比显著，且临床病程更具侵袭性和肝硬化风险更高，GT3型HCV感染、AST、PLT、AFP、ALB、年龄和LSM均为CHC患者进展为肝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

探讨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妊娠晚期孕产妇感染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对母婴临床结局的影响。

回顾性分析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70例妊娠晚期孕妇，根据妊娠晚期是否感染SARS-CoV-2分为感染组（35例）和对照组（35例）。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以及卡方检验，分析两组母婴临床特征、实验室指标以及SARS-CoV-2感染对母婴临床结局的影响。

较对照组[7（4，10）d]，感染组孕妇住院时间[11（10，14）d]更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263、P＜0.001）。感染组与对照组孕妇剖宫产率（48.57% vs. 48.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000、P=1.000）。孕妇剖宫产原因中，感染组胎儿宫内窘迫发生率较对照组更高（41.18% vs. 5.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087、P=0.043）。较对照组，感染组孕妇白细胞计数升高者（17.14% vs. 51.43%）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者（34.29% vs. 68.57%）占比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9.130、P=0.003，χ²=8.235、P=0.004）；而淋巴细胞计数降低者（85.71% vs. 14.29%）、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升高者（68.57% vs. 28.57%）占比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35.714、P＜0.001，χ²=11.209、P＜0.001）。感染组孕妇中接种3针COVID-19灭活疫苗者血清抗-IgG水平高于未接种疫苗者[2.66（1.25，8.72）S/CO vs. 0.04（0.02，0.11）S/C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044、P＜0.001）。感染组孕妇分娩新生儿经SARS-CoV-2核酸检测均阴性，提示未发生垂直传播。较对照组分娩新生儿，感染组孕妇所分娩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发生率较低（14.2% vs. 37.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786、P=0.029）。感染组孕妇分娩新生儿淋巴细胞计数降低者、C-反应蛋白升高者比例高于对照组孕妇分娩新生儿（72.22% vs. 37.14%，83.33% vs. 2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853、P=0.016，χ²=19.638、P＜0.001）。血清抗-SARS-CoV-2检测显示，感染组孕妇分娩新生儿抗-SARS-CoV-2 IgG水平低于对照组分娩新生儿[4.32（0.74，16.13）S/CO vs. 62.12（3.76，103.21）S/C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610、P＜0.001）。入组70例孕产妇中混合免疫（自然感染 + 疫苗接种）母亲所分娩新生儿抗-SARS-CoV-2 IgG水平高于自然感染母亲分娩的新生儿[46.34（6.99，96.20）S/CO vs. 0.20（0.05，2.16）S/C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267、P＜0.001）。

妊娠晚期感染SARS-CoV-2可增加胎儿宫内窘迫风险，并延长孕妇住院时间，需加强围产期监测。虽未观察到SARS-CoV-2感染引起母婴垂直传播，但母体炎症应答及免疫状态可影响新生儿的免疫状态，母亲适时接种COVID-19疫苗可提升新生儿被动免疫水平。

探讨2020至2024年遵义地区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及其随年份、年龄和季节的变化规律，为临床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提供依据。

回顾性收集遵义市5家医院住院治疗的细菌性病原体CAP患儿的临床资料，纳入痰培养阳性且符合CAP诊断标准的病例共21 546例，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分析不同发病年龄和季节病原菌构成特征，采用趋势卡方检验分析不同发病年份病原菌的分布。

共入组21 546例痰培养阳性儿童CAP患儿，其中男性患儿13 307例（61.8%），女性患儿8 239例（38.2%）；不同年份、季节、年龄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 103.4、1 083.9、3 733.9，P均＜0.001）。革兰阴性菌和革兰阳性菌检出率年份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189.5、P＜0.001），2024年革兰阴性菌检出率反超革兰阳性菌（53.0% vs. 47.0%）。病原菌检出率前5位分别为流感嗜血杆菌（6 972例、32.4%）、肺炎链球菌（5 746例、26.7%）、金黄色葡萄球菌（3 825例、17.8%）、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2 027例、9.4%）和大肠埃希菌（852例、4.0%）。年龄分布：婴儿组患儿以流感嗜血杆菌（3 344/11 073、30.2%）、金黄色葡萄球菌（2 702/11 073、24.4%）、大肠埃希菌（742/11 073、6.5%）感染为主；幼儿及学龄前患儿以肺炎链球菌[37.9%（2 228/5 879）和33.1%（1 217/3 672）]、流感嗜血杆菌[39.3%（2 308/5 879）和31.2%（1 145/3 672）]感染为主；学龄期患儿以MRSA检出率最高（348/922、37.7%）。季节分布：秋冬季细菌感染率较高，四季均以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为主，流感嗜血杆菌冬季检出率最高（2 627/6 238、42.1%），肺炎链球菌秋季占比最高（1 821/5 435、33.4%）。耐药性分析显示，流感嗜血杆菌对复方新诺明、氨苄西林、头孢呋辛高度耐药[耐药率分别为95.3%（6 644/6 972）、89.6%（6 247/6 972）和73.4%（5 142/6 972）]，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呋辛和头孢曲松耐药率分别为91.1%（752/825）、83.0%（685/825）和78.4%（647/825），二者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均敏感；肺炎链球菌对四环素耐药率为100%（5 746/5 746），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为92%（3 519/3 825），MRSA对克林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均＞90%，上述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等均敏感。

本地区CAP患儿病原菌检出率存在明显的年份、季节和年龄差异，2024年革兰阴性菌检出率反超革兰阳性菌，不同年龄段优势致病菌不同且秋冬季感染高发，常见致病菌对多种常规抗菌药物耐药严重，需要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合理抗菌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