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肺结节胸腔镜术后肺部感染发生危险因素。

收集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收治并确诊为肺结节性胸腔镜手术治疗的1 526例患者，根据术后是否发生肺部感染，分为肺部感染组和对照组。收集两组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和手术资料，单因素分析肺结节患者胸腔镜术后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肺结节患者胸腔镜术后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

入组1 526例患者中700例（45.87%）发生肺部感染（肺部感染组），826例（54.13%）未发生肺部感染（对照组）。肺部感染组患者中男性（61.86%）、吸烟史（66.43%）、结节大小> 2 cm（66.57%）、糖尿病史（57.29%）和手术切除范围肺段占比（56.43%），吸烟指数[（538.01 ± 18.26）年支]和术中出血量[（121.53 ± 12.16）ml]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手术时间[（202.15 ± 77.83）min]显著长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 = 5.226、95%CI：2.600~10.501、P < 0.001）、有吸烟史（OR = 2.484、95%CI：1.137~5.427、P = 0.022）、吸烟指数（OR = 3.304、95%CI：1.614~6.767、P = 0.001）、糖尿病史（OR = 3.569、95%CI：1.684~7.564、P < 0.001）、结节大小> 2 cm（OR = 6.157、95%CI：2.855~13.276、P < 0.001）、术中出血量（OR = 7.572、95%CI：3.166~18.112、P < 0.001）、手术时间（OR = 10.180、95%CI：4.251~24.374、P < 0.001）和肺段切除（OR = 9.485、95%CI：1.398~64.363、P = 0.021）均为肺结节患者胸腔镜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

肺结节患者胸腔镜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因素包括男性、吸烟、结节大小、术中出血量、糖尿病、手术时间和肺段切除，临床应加以防控，以降低患者感染发生风险。

探讨血小板计数（PLT）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在急性戊型肝炎肝衰竭预后预测中的价值。

选取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急性戊型肝炎肝衰竭患者128例。收集患者性别和年龄等一般资料以及入院后１周内的肝肾功能、血常规、凝血指标、炎症指标及甲胎蛋白（AFP）等指标，计算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和终末期肝病模型联合血清钠（MELD-Na）评分。根据入组病例治疗后12周的生存状态分为生存组（104例）和死亡组（24例），比较两组患者总胆红素（TBil）、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红细胞分布宽度（RDW）、MELD-Na评分、血谷氨酰转肽酶（GGT）、总胆固醇（TC）、载脂蛋白A（ApoA）、纤维蛋白原（FIB）、抗凝血酶Ⅲ（AT-Ⅲ）、血小板计数（PLT）和血钠（NA）等指标。采用Stata 1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上述危险因素对戊型肝炎肝衰竭预后的预测效能。

128例急性戊型肝炎肝衰竭患者中男性116例（90.62%），女性12例（9.38%）；平均年龄（60.25 ± 9.96）岁。128例患者中并发感染52例，并发肝性脑病12例，55例进行人工肝治疗。死亡组患者年龄（t =－0.35、P = 0.36）、性别（χ² = 0.04、P = 0.85）、感染发生率（χ² = 1.97、P = 0.16）、肝性脑病发生率（χ² = 1.85、P = 0.17）及人工肝治疗率（χ² = 3.16、P = 0.08）与生存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死亡组患者血TBil水平（t =－3.18、P < 0.001）、WBC计数（t =－2.41、P = 0.01）、RDW值（Z =－2.40、P = 0.02）以及MELD-Na评分（t =－2.18、P = 0.02）显著高于生存组患者；而血GGT（Z = 2.40、P = 0.02）、TC （t = 2.03、P = 0.02）、ApoA（Z = 3.27、P < 0.001）、FIB（Z = 2.30、P = 0.02）、AT-Ⅲ（t = 3.25、P < 0.001）、PLT（t = 3.42、P < 0.001）和Na（Z = 2.58、P = 0.01）水平显著低于生存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血RDW（OR = 1.45、95%CI：1.04~2.12、P = 0.03）、PLT计数（OR = 0.97、95%CI：0.95~0.99、P = 0.04）均为急性戊型肝炎肝衰竭患者12周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LogitP = 26.01－0.03 × PLT + 0.37 × RDW，根据此回归方程可得到一个包含PLT和RDW的模型命名为PRM。以PLT、RDW和PRW分别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PLT预测急性戊型肝炎肝衰竭患者12周预后的最佳Cut-off值为157.5，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49%和93%，AUC为0.7303；RDW预测预后的最佳Cut-off值为16.75，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53%和92%，AUC为0.6990；PRM预测预后的最佳Cut-off值为28.33，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7%和92%，AUC为0.8369。PRM的预测价值显著优于PLT（Z = 2.29、P = 0.02）。

血RDW和血PLT计数为急性戊型肝炎肝衰竭患者12周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由PLT、RDW组成的模型PRM可作为简单准确的预后指标用于评估急性戊型肝炎肝衰竭患者的预后。

分析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所致塑型性支气管炎（PB）的发生率和主要危险因素，并构建定量风险列线图模型以指导临床早期进行高危分层。

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至2023年2月扬州大学建湖临床医学院收治的350例诊断为RMPP患儿的临床资料，按照4︰1随机分为建模集（280例）与验证集（70例），根据纤维支气管镜和组织病理学表现将建模集分为PB组（120例）和无PB组（160例）。比较不同组别患者临床表现、血生化和胸部CT征象，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筛选最具差异的指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主要危险因素，绘制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计算模型预测塑型性支气管炎曲线下面积（AUC），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模型的拟合优度，Calibration曲线和Decision曲线评估模型的一致性和获益性。

建模集诊断120例PB（42.9%、120/280），验证集诊断25例PB（35.7%、25/70），两组PB阳性率以及其他一般临床资料均具有可比性（P > 0.05）。单因素分析发现，建模集中PB组峰值体温（t = 3.659、P = 0.001）、发热持续时间（t = 5.021、P < 0.001）、低氧血症（χ² = 4.060、P = 0.044）、糖皮质激素（χ² = 7.154、P = 0.007）、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χ² = 16.169、P < 0.001）、肺不张（χ² = 13.810、P < 0.001）和胸腔积液（χ² = 11.118、P < 0.00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Z = 1.659、P< 0.001）、C-反应蛋白（CRP）（Z = 15.659、P < 0.001）、降钙素原（PCT）（Z = 9.654、P < 0.001）和白细胞介素6（IL-6）（Z = 23.324、P < 0.001）、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Z = 3.425、P < 0.001）、乳酸脱氢酶（LDH）（Z = 123.325、P < 0.001）和D-二聚体（Z = 5.246、P < 0.001）均显著高于无PB组，而血小板计数（PLT）显著降低（Z = 1.995、P < 0.001）。LASSO回归共筛选出6个非共线性指标，即峰值体温、肺不张、胸腔积液、N%、IL-6和LDH。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峰值体温（OR = 2.756、95%CI：2.003~3.567、P < 0.001）、肺不张（OR = 3.526、95%CI：2.869~4.123、P < 0.001）、胸腔积液（OR = 2.032、95%CI：1.456~2.758、P < 0.001）、N%（OR = 1.856、95%CI：1.235~2.632、P < 0.001）、IL-6（OR = 1.525、95%CI：1.124~2.201、P < 0.001）和LDH（OR = 1.302、95%CI：1.052~1.968、P < 0.001）均为RMPP所致PB的危险因素。R软件建立列线图模型，总分500分。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显示，模型预测建模集与验证集PB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02（95%CI：0.856~0.945、P < 0.001）和0.866（95%CI：0.823~0.914、P < 0.001）。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均显示模型有较好的吻合度和临床净获益比。

RMPP患儿有较高的PB发生率，峰值体温、肺不张、胸腔积液、N%、IL-6和LDH均为其主要危险因素；本研究所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对指导临床评估高危PB有较好的应用潜力。

比较CO₂激光和液氮冷冻预处理后联合5-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ALA-PDT）治疗肛周尖锐湿疣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收集2016年1月至2022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皮肤科就诊的肛周尖锐湿疣患者共164例，年龄为[31（25，36）]岁，病程为[12（6，24）]周。随机数字法分为3组，对照组患者给予ALA-PDT治疗，CO₂激光预处理治疗组患者（CO₂组）给予CO₂点阵激光预处理联合ALA-PDT治疗，液氮冷冻预处理治疗组患者（冷冻组）给予液氮冷冻预处理后联合ALA-PDT治疗，根据患者的皮损数目及改善程度计算疗效，并采用卡方检验及率的U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完成治疗后3个月随访，对照组患者复发率（9.6%）高于CO₂组（1.8%）和冷冻组（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 = 1.7749、P = 0.0759，U = 1.7749、P = 0.0759）；CO₂组和冷冻组患者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 = 0.0000、P = 1.0000）。完成治疗后6个月随访，对照组中4例（8.51%）患者复发，CO₂组和冷冻组患者均无复发。治疗总体清除率对照组患者（91.49%）显著低于CO₂组（100%）和冷冻组（100%），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 = 0.0759、P = 0.0273，U = 0.0759、P = 0.0273）。CO₂组、冷冻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疼痛发生率分别为12.5%（7/56）、10.7%（6/56）和11.5%（6/5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6122、P = 0.0470）。CO₂组、冷冻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后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8%（1/56）、0.0%（0/56）和1.9%（1/52），差异无统计意义（Fisher’s确切概率法：P = 0.7654）。

CO₂激光预处理及液氮冷冻预处理联合ALA-PDT治疗肛周尖锐湿疣的疗效均优于单独ALA-PDT治疗，且并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

探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与手足口病（HFMD）患儿重症化的关联性。

选取西安市儿童医院2020年6月至2022年7月收治住院的HFMD患儿共147例为病例组，根据《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8年版）》，分为轻症组（99例）和重症组（48例）。选择本院儿童保健科同时期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体检45例儿童为对照组。收集各组儿童血清标本，采用ELISA方法检测IGF-1及其他实验室指标水平，并收集各组临床资料，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将可能影响HFMD重症化的指标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OC）。

病例组患儿急性期血清IGF-1水平[100.83（79.12，127.56）ng/ml]显著低于对照组[133.00（117.16，157.85）ng/ml]（Z =－5.867、P < 0.001），HFMD重症组患儿急性期血清IGF-1水平[88.83（70.97，100.77）ng/ml]显著低于轻症组[113.09（85.80，135.36）ng/ml]（Z =－4.484、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轻症组患儿恢复期血清IGF-1水平[140.25（123.45，154.34）ng/ml]较急性期[113.09（85.80，135.36）ng/ml]显著升高（Z =－5.473、P < 0.001），重症组患儿恢复期血清IGF-1水平[（120.93 ± 26.96）ng/ml]同样较急性期[（87.24 ± 21.17）ng/ml]显著升高（t =－6.809、P = 0.0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重症组患儿恢复期血清IGF-1水平[123.25（98.51，136.65）ng/ml]仍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2.552、P = 0.011）。重症组与轻症组患儿白细胞计数（WBC）> 15 × 10⁹/L（χ² = 19.959、P < 0.001）、空腹血糖（GLU）> 8.3 mmol/L（χ² = 22.162、P < 0.001）、热程（Z =－7.872、P < 0.001）和出现神经系统症状（χ² = 21.475、P < 0.001）病例占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ROC分析表明，IGF-1最佳临界值为105.83 ng/m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55.6%和87.5%，曲线下面积为0.72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IGF-1 < 105.83 ng/ml（OR = 9.182、95%CI：2.377~35.465、P = 0.001）、WBC > 15 × 10⁹/L（OR = 4.836、95%CI：1.473~15.871、P = 0.009）、空腹血糖> 8.3 mmol/L（OR = 22.109、95%CI：2.736~178.664、P = 0.004）和热程（OR = 2.413、95%CI：1.706~3.413、P < 0.001）均为HFMD重症化的危险因素。

血清IGF-1水平与HFMD严重程度相关，血清IGF-1水平降低为HFMD病情进展的危险因素，IGF-1 < 105.83 ng/ml对HFMD重症化有预警价值。

探讨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临床特征。

分析2022年4月安化县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鹦鹉热衣原体所致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伴胰腺损伤患者的诊治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

该患者有明确的禽类接触史，起病时主要表现为咳嗽、咯痰、发热、乏力等不适；入院1周后病情逐渐加重并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转入重症监护室后完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的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检查明确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给予莫西沙星0.4g/次、次/d静脉滴注21 d联合多西环素0.1 g/次、次/12 h口服35 d后，病情好转。期间虽然胰酶升高（峰值：血淀粉酶：710 U，脂肪酶：548.6 IU/L），但总体预后良好。随访2个月并复查肺部CT示病灶基本吸收，患者器官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病情进展迅速，明确诊断对控制病情极为重要，给予有效药物治疗后总体预后良好，但治疗过程中需密切监测胰腺等器官功能，并做好药物警戒工作。

探讨16S rRNA测序技术在糖尿病尿路感染者尿液菌群特征分析中的应用。

收集于2021年3月至2021年9月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内分泌科门诊及住院患者的尿液样本，对糖尿病尿路感染者（DI）（12例）及非尿路感染人群（DNI）（12例）、正常人群（NOR）（9例）及单纯尿路感染者（UTI）（7例）尿液菌群16S保守区V3、V4进行测序分析。利用Alpha和Beta多样性指数分析尿液菌群的丰度和均匀度及组间差异。对不同分组进行菌群物种组成分析，利用R软件包绘制菌群间相关性热图。利用BugBase软件分析预测各组菌群表型。

在Alpha多样性分析中，DI组与NOR组患者observed species指数、香农指数（shannon）、辛普森指数（simpson）以及chao1指数4个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 2.833、P = 0.011，t = 3.619、P = 0.002，t = 2.82、P = 0.011，t = 2.69、P = 0.017）。PCoA分析4组间Beta多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1.71、P = 0.071），DI与DNI组菌群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2.56、P = 0.031）。在物种组成分析中，在门水平，厚壁菌门在DI组与DNI组患者尿液样本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2.425、P = 0.014，）；在属水平，乳酸菌属（Lactobacillus）（Z =－2.175、P = 0.03）、Negativicoccus（Z =－2.685、P = 0.007）、理研菌属（Rikenella）（Z =－2.134、P = 0.033）；卟啉单胞菌属等14类菌属在DI组与NOR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Vulcaniibacterium属在DI组与UTI组患者尿液样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 －2.405、P = 0.019）。菌群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DI组患者中变形菌门与放线菌门（r =－0.73、P = 0.007）、厚壁菌门（r =－0.67、P = 0.017）呈负相关。菌群表型预测结果显示，DI组与DNI组患者生物膜形成表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2.456、P = 0.014）。

DI组患者菌群丰度与均匀度较NOR组显著下降。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厚壁菌门的菌群失衡，可能导致生物膜形成表型差异，进而引起糖尿病患者尿路感染易感性增加。

评估血清乳酸脱氢酶（LDH）、白细胞介素6（IL-6）、降钙素原（PCT）、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变化与多发性骨髓瘤合并感染者预后的临床价值。

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2年6月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的141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感染将其分为感染组（84例）和对照组（57例）。比较两组患者血清LDH、IL-6、PCT和hs-CRP水平差异，并比较感染组患者治疗前后LDH、IL-6、PCT和hs-CRP水平变化，比较感染组不同临床预后（恢复、持续感染、感染性休克和感染性死亡）患者IL-6、PCT、LDH和hs-CRP水平。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LDH、IL-6、PCT和hs-CRP水平对多发性骨髓瘤合并细菌感染预后的影响，并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血清LDH、IL-6、PCT和hs-CRP水平对多发性骨髓瘤合并细菌感染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感染组患者血清LDH、IL-6、PCT和hs-CRP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U = 67.491、38.425、53.597、29.617，P均< 0.001）。较治疗前，感染组患者治疗后LDH、IL-6、PCT和hs-CRP水平均显著降低（t = 10.150、15.012、12.062、16.756，P均< 0.001）。感染组不同预后患者治疗前血清LDH、IL-6、PCT和hs-CRP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01）；持续性感染、感染性休克、感染性死亡患者治疗前血清LDH、IL-6、PCT和hs-CRP水平显著高于恢复期患者，感染性死亡患者显著高于持续感染及感染性休克患者（P均<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LDH（OR = 5.436、95%CI：1.864~15.850、P = 0.002）、IL-6（OR = 4.572、95%CI：1.470~14.223、P = 0.009）、PCT（OR = 4.797，95%CI：1.738~13.240、P = 0.002）和hs-CRP（OR = 5.089、95%CI：1.794~14.436、P = 0.002）水平升高均为多发性骨髓瘤合并细菌感染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显示，血清LDH（最佳阈值：853.00 U/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3.41%和61.78%）、IL-6（最佳阈值：21.50 pg/m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5.24%和52.31%）、PCT（最佳阈值：9.90 pg/m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8.98%和46.37%）和hs-CRP（最佳阈值：35.3 mg/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59.49%和45.34%）诊断多发性骨髓瘤合并细菌感染者预后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3、0.849、0.858和0.805，四者联合诊断的AUC为0.884（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1.32%和94.16%），均显著高于4个指标单独诊断的AUC值（P均< 0.05）。

血清LDH、IL-6、PCT和hs-CRP联合诊断多发性骨髓瘤合并细菌感染者预后效能较高，可作为监测临床疗效、评估临床预后的指标。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下孕产妇对疫情防控的认知及心理状况，并针对现状探讨干预要点。

2020年2月19日至2020年3月6日，通过微信对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妇产科建档产检孕产妇进行COVID-19防控认知及心理状况问卷调查。产检时采用现场宣教方式结合微信推送疫情防控材料及心理疏导，1周后再进行第2次问卷调查，对比分析干预前后疫情防控的认知、疫情期间产检的认知、干预前后心理变化的特点。于2022年12月20日对该人群行第3次心理变化问卷调查，对比随时间推移孕产妇心理变化特点。

共收集82位孕产妇的调查问卷246份，结果提示入组孕产妇均关注COVID-19进展，对疫情防控有一定认知，但部分孕产妇对防护用品选择（7.31%、6/82）和出行方式选择（4.88%、4/82）认知不够准确。几乎所有调查对象（98.78%、81/82）对产检的安全性存在担忧，部分人打算延期产检（35.37%、29/82）以期降低潜在感染风险。通过产检现场和线上方式宣教后计划延期产检的比例显著降低（17.07%、14/82：χ² = 7.092、P = 0.008）。调查对象宣教前对必要产检项目有较高认知比例（85.37%、70/82），宣教后此比例升高至100%（Fisher’s确切概率法：P < 0.001）。部分孕妇（74.39%、61/82）知晓居家自我监测胎儿方法，宣教后此比例亦升高至100%（Fisher’s确切概率法：P < 0.001）。疫情导致绝大多数（96.34%、79/82）孕产妇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影响，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干预后心理负担有所缓解（Fisher’s确切概率法：P < 0.001），焦虑和抑郁程度有所减轻（Fisher’s确切概率法：P < 0.001、P = 0.0006）。第3次随访显示入组孕产妇均无焦虑、抑郁等负面认知。

心理干预措施对孕产妇疫情防控认知和心理建设起到正向激励作用。

探索肺吸虫致胸腔积液的临床诊断经验，避免误诊或延误诊断。

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至2022年12月十堰市太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治的6例肺吸虫感染所致胸腔积液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诊治过程。收集患者人口学特征、临床症状、暴露史、实验室指标、胸水细胞学检查、胸膜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肺吸虫特异性抗原皮内试验、抗寄生虫治疗后转归以及后期随访结果。

分别有3例男性、3例女性患者入组，平均年龄为（46.5 ± 5.1）岁。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绝对计数和百分比均不同程度升高（12.6%~54.0%）；4例患者胸水细胞学显示存在少量或大量嗜酸性粒细胞；4例患者行内科胸腔镜胸膜活检，其中3例提示间质可见嗜酸性粒细胞广泛浸润，1例患者可见寄生虫虫卵，另1例患者显示非特异性炎症。6例患者中4例有生食淡水蟹或饮用溪水的暴露史，同时6例患者肺吸虫特异性抗原皮内试验（IDTPA）阳性和血清肺吸虫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阳性，排除肺外脏器肺吸虫感染，诊断为肺吸虫所致胸腔积液。6例患者均接受口服吡喹酮治疗（25 mg/kg、3次/d，连用3 d为1个疗程，间歇7 d后行第2个疗程），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随访显示治疗后胸腔积液减少或消失。

在诊断不明原因胸腔积液时，对于外周血、胸水或胸膜组织嗜酸性粒细胞异常增多，且生食淡水蟹或者生溪水的患者应高度怀疑肺吸虫感染所致胸腔积液，尤其是来自肺吸虫感染流行地区的患者。

分析纤维板钙化结核性脓胸的疾病特点和手术疗效。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于武汉市肺科医院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149例慢性结核性脓胸病例的临床资料，根据影像学表现将慢性结核性脓胸中纤维板钙化者纳入钙化组（46例），纤维板无钙化者纳入对照组（103例）。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两组患者的基线数据，将倾向值接近的病例进行1︰1匹配，最终两组各匹配32例患者纳入研究。比较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指标、术后恢复指标和手术标本病原学检测数据。

两组患者均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钙化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时间[（272.81 ± 60.82）min vs.（254.44 ± 72.87）min：t = 1.07、P = 0.29）]和术中失血量[400.00（262.50，600.00）ml vs. 325.00（200.00，500.00）ml：U = 444.00、P = 0.35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钙化组患者术后引流时间[14（9，38）d vs. 8（7，12）d：U = 744.50、P = 0.002]和术后住院时间[14.50（10.25，26.75）d vs. 11.00（9.00，15.75）d：U = 337.50、P = 0.019]较长，发生手术并发症比例较高[62.50%（20/32）vs. 31.25%（10/32）：χ² = 6.27、P = 0.010]，术后肺复张时间较长[5（3，6）d vs. 3（2，5）d：U = 704.50、P = 0.0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疗效方面，钙化组和对照组患者未愈病例[3.12%（1/32）vs. 9.38%（3/32）：P = 0.6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比较，钙化组患者治愈病例较少[31.25%（10/32）vs. 65.62%（21/32）：χ² = 7.57、P = 0.006]，好转病例较多[65.63%（21/32）vs. 25.00%（8/32）：χ² = 10.66、P = 0.001]。钙化组和对照组患者中手术标本的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Gene X-pertMTB/RIF）阳性病例比例[65.62%（21/32）vs. 84.38%（27/32）：χ² = 3.00、P = 0.080]、RNA恒温扩增即时荧光检测（SAT-TB）阳性病例比例[6.25%（2/32）vs. 15.62%（5/32）：χ² = 0.64、P = 0.42]以及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病例比例[3.12%（1/32）vs. 3.12%（1/32）：P = 1.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纤维板钙化结核性脓胸并不完全是一种稳定的陈旧性病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起临床症状，甚至结核病复燃。与纤维板无钙化的慢性结核性脓胸相比，纤维板钙化结核性脓胸的手术治疗难度和风险较大，术后恢复和预后也较差。

构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相关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AR-PCNSL）的短期预后生存分析模型并进行内部验证。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电子病例系统中收集2013年1月至2022年3月经病理确诊的42例AR-PCNSL患者组成1个回顾性队列，死亡为终点事件，主要评价指标为总体生存率（OS），通过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与OS相关因素，构建多因素Cox生存分析模型并绘制列线图，模型区分度和准确度分别用C指数和校准曲线评价（采用bootstrap重抽样1 000次的方法绘制）。生存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和log_rank检验。

42例患者年龄为[34（28，51）]岁，其中男性39例（93%）。17例（40.5%）患者出现死亡终点，中位生存时间未达到，中位随访时间为945（230，1518）d。Karnofsky功能状况评分（KPS）（HR = 0.27、95%CI：0.073~1.0、P = 0.012）和深部脑结构受累（HR = 2.42、95%CI：1.747~7.8、P = 0.040）两个变量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构建预后模型，C指数为0.72，预测校准曲线与理想曲线接近。根据列线图得分的三分位数进行危险分层，低、中风险组生存曲线交叉，与高风险组生存曲线无交叉（P = 0.0023）。

KPS低于70分、深部脑结构受累是影响AR-PCNSL预后的危险因素，基于二者Cox回归分析模型区分度一般但预测准确性高，仍需要进一步优化。

探讨儿童呼吸道耐药流感嗜血杆菌（HI）基因型鉴定及耐药分析对抗菌药物治疗选择的意义。

选择2018年3月至2022年3月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92例呼吸道HI感染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菌株的血清学分型、生物学分型、基因分型（TEM-1和ROB-1）、抗菌药物敏感性、β-内酰胺酶表达；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呼吸道HI β-内酰胺酶阳性的影响因素；构建儿童呼吸道HI β-内酰胺酶阳性的列线图模型；分别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进行模型区分度、准确性和有效性评价。

所分离的92株HI生物学分型可分为Ⅰ、Ⅱ、Ⅲ、Ⅳ、Ⅴ、Ⅵ、Ⅶ和Ⅷ型8个生物型，其中Ⅱ型[35.87%（33/92）]和Ⅲ型[28.26%（26/92）]占比最多；血清学分型中HIa占比最多[28.26%（26/92）]；TEM-1基因检出率为57.61%（53/92），ROB-1基因检出率为21.74%（20/92）。将8个生物型HI进行药敏试验分析显示，Ⅴ、Ⅵ、Ⅶ和Ⅷ型HI均未检出抗菌药物耐药，Ⅳ型HI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较高[57.14%（4/7）]；Ⅱ型HI对头孢呋辛耐药率较高[39.39%（13/33）]。92株HI中β-内酰胺酶阳性株和阴性株分别为37株（40.22%）和55株（59.78%）；β-内酰胺酶阳性株对头孢吡肟和氨苄西林的耐药率[33（89.19%）和37（100.00%）]显著高于β-内酰胺酶阴性株[4（6.35%）和7（11.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68.628、74.747，P均< 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连续使用抗菌药物≥ 5 d（OR = 163.464、95%CI：8.420~3 173.439、P < 0.001）、连续用药≥ 2次（OR = 19.890、95%CI：2.300~171.977、P = 0.007）、联合用药≥ 2种（OR = 32.468、95%CI：2.792~377.616、P = 0.005）和频繁更换用药≥ 2次（OR = 30.769、95%CI：3.358~281.921、P = 0.002）均为影响儿童呼吸道HI β-内酰胺酶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预测儿童呼吸道HI β-内酰胺酶阳性的区分度较高，准确性和有效性较好。

临床上应加强呼吸道HI的分离鉴定、耐药性监测；正确分析HI的耐药机制，合理使用、避免滥用抗菌药物。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逆转录酶区（RT）耐药突变对血清HBV表面抗原（HBsAg）水平的影响。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产物直接测序法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〇医院感染科接受核苷（酸）类药物（NAs）治疗的402例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RT区序列，根据RT区耐药突变情况分为HBV RT野生组（181例）和HBV RT耐药突变组（221例，其中A181突变患者33例、V191突变患者15例、L180 + M204V突变患者82例、M204I突变患者91例）。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探讨血清HBsAg水平的影响因素及HBV RT区耐药突变对血清HBsAg水平的影响；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讨HBV RT耐药突变组血清HBsAg与HBV DNA相关性。

入组402例CHB病例中，HBV RT野生组患者血清HBsAg、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B型基因所占比例显著高于HBV RT耐药突变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 =－3.426、P = 0.001，Z =－2.347、P = 0.019，Z =－2.532、P = 0.011，Z =－10.387、P = 0.001）。HBV RT耐药突变组患者中，A181突变组、V191突变组、L180 + M204V突变组、M204I耐药突变组血清HBsAg水平均显著低于HBV RT野生组（Z = 2.475、P = 0.013，Z = 2.148、P = 0.032，Z = 2.115、P = 0.034，Z = 2.449、P = 0.014）。HBV DNA水平在各突变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血清HBsAg水平与HBV DNA载量在A181突变组、L180M + M204V突变组和M204I突变组中均呈显著正相关性（r = 0.486、P = 0.004，r = 0.578、P < 0.001，r = 0.369、P < 0.001）。

HBV RT区A181、V191、L180及M204V位点突变显著降低了CHB患者血清HBsAg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