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实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的目标，2024年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在亚太肝病学会年会上发布了最新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预防、诊断、关怀及治疗指南》，新版指南更新的核心为扩大检测和治疗范围并简化管理策略。WHO结合全球范围特别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现实情况，对2015版指南进行了更新。本文对该指南的推荐意见进行摘译并做初步解读。

Piezo1是一种新颖的机械敏感性离子通道蛋白（MSCP），于2010年在小鼠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系Neuro2A中发现其由Fam38a基因编码。Piezo1广泛表达于多种脏器及细胞如肺、皮肤、膀胱、肾脏、内皮细胞和红细胞，其被机械刺激时激活，通过调控细胞内外Ca²⁺浓度进而调节下游胞内信号通路。近年来研究表明，Piezo1在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从Piezo1的基本生理功能及调控机制、Piezo1在免疫细胞中的功能及Piezo1与感染相关疾病的关系方面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预防和治疗感染相关疾病提供新的诊疗思路。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发现即治疗”的倡议，2023年我国在诸多国际指南的基础上颁布了《快速启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专家共识》，建议所有HIV感染者于确诊7日内启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甚至在确诊当天即启动ART。该模式可提高治疗覆盖率和治疗队列保持率、ART成功率以及降低病死率等。我国已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推动快速启动ART模式，但该治疗模式的推行仍面临来自患者以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治疗管理等结构因素的挑战。可通过加强医防融合，简化转介流程、探索流动人口转介治疗模式、加强医务人员快速启动ART理念和能力培训、提高实验室报告及时性和ART药物可及性等方面完善进一步的探索调整，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快速启动ART模式。本文对HIV感染者快速启动ART研究现状和启动ART模式进行综述。

本视频重点解读2024年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在亚太肝病学会年会上发布的最新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预防、诊断、关怀及治疗指南》中的重要推荐意见。

一、治疗基线与随访过程中无创评估

1．显著纤维化（≥ F2）的无创检测标准为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 transferase，AST）与血小板比值（AST to platelet ratio index，APRI）评分> 0.5或瞬时弹性值> 7.0 kPa。

2．肝硬化（F4）的无创评估标准应基于临床标准或APRI评分> 1.0或瞬时弹性值> 12.5 kPa。

3．成年人：强烈推荐，中度确定性证据；青少年：强烈推荐，低确定性证据。

二、成年人与青少年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青少年（≥ 12岁）与成年人（包括育龄期与妊娠期女性）均应接受抗病毒治疗：

1．显著纤维化（≥ F2）或肝硬化（F4）诊断标准；

2．HBV DNA> 2 000 IU/ml且ALT高于正常上限的患者；

3．存在合并感染、免疫抑制状态、合并其他疾病或存在肝外表现；

4．存在肝功能检测持续异常。

三、慢性乙型肝炎一线抗病毒药物治疗方案初始抗病毒治疗及监测

1．TDF或ETV；

2．TDF + 3TC或TDF + FTC（如果TDF单药无法获取）；

3．ETV或TAF用于有骨质疏松或肾功能损伤的成人、儿童及青少年。

四、HBV感染母婴传播的预防及其抗病毒治疗

WHO新指南增加了乙型肝炎母婴阻断的内容。为预防HBV的母婴传播，在具备HBV DNA或HBeAg检测条件时，对于HBV DNA≥ 200 000 IU/ml或HBeAg阳性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阳性孕妇，建议启动TDF抗病毒治疗。治疗疗程建议从妊娠中期开始至分娩结束或婴儿乙肝疫苗接种完成后（强烈推荐,中度确定性证据）。在HBV DNA和HBeAg均无法检测的地区，可考虑对所有HBsAg阳性的孕妇启动TDF抗HBV治疗，建议治疗从妊娠中期开始至分娩或婴儿乙肝疫苗全程接种完成（条件性推荐，低确定性证据）。此外，应保证婴儿完成至少3剂乙肝疫苗接种（包括出生后即刻注射的第1剂乙肝疫苗）。

五、青少年和儿童使用抗病毒药物

1．WHO新指南对于≥ 12岁的青少年建议的抗病毒指征与药物与成人类似。

2．对于年龄< 12岁的青少年患者，建议根据患儿具体情况采取个体化治疗措施。

六、HBV DNA检测

1．所有HBsAg阳性患者接续进行HBV DNA的检测以便于后续的治疗与照护，即触发检测（条件性推荐，低确定性证据）。

2．WHO新指南中推荐可以采用基于实验室的HBV DNA检测方法来评估患者治疗指征与抗病毒应答，同时可以用床旁HBV DNA检测来作为实验室HBV DNA检测的替代（条件性推荐，低确定性证据）。

七、丁型肝炎（HDV）的检测

1．对所有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进行抗-HDV检测。在实验室条件或其他资源有限的地区，如无法对所有CHB患者进行抗HDV检测，建议重点关注特定高危人群，包括在HDV流行国家或地区出生的人群；有HDV感染高风险人群；患有HDV感染的人的子女和家庭成员；有终末期肝病,正在接受抗HBV治疗或提示有HDV感染证据的患者；(条件推荐，非常低确定性证据)。

2．如抗-HDV阳性建议进行HDV RNA检测（条件推荐，低确定性证据）。

八、抗病毒疗效与肝细胞癌监测

1．抗病毒应答监测；

2．核苷（酸）类似物的安全性监测；

3．肝细胞癌监测；

4．停止和重新开始抗病毒治疗。

综上，WHO新指南在推荐乙型肝炎合并脂肪肝、糖尿病患者抗病毒治疗等方面对于我国CHB患者扩大适应证带来一定启发，有助于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目标的实现。

目的

探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相关淋巴瘤（ARL）的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变化趋势。

方法

以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诊治的53例ARL患者为对照组，2016年开始本院ARL患者抗肿瘤方案有所改进，故以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本院诊治的97例ARL患者为研究组；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或Fisher&apos;s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病理分型、Ann Arbor分期、中枢侵犯和骨髓侵犯等］及生存状态。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者确诊ARL时平均年龄大［（48.81 ± 12.50）岁 vs. （43.13 ± 12.75）岁：t = 2.65、P = 0.010］，临床分期为Ⅲ～Ⅳ期者占比高（81.44% vs. 54.72%：χ² = 13.722、P ＜ 0.001），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差（3～5分比例：84.53% vs. 66.04%：χ² = 7.495、P = 0.024），骨髓受侵犯者占比高（46.39% vs. 28.30%：χ² = 4.673、P = 0.031），淋巴瘤病理分型变化显著（P = 0.003）［伯基特淋巴瘤（BL）患者占比显著升高（37.11% vs. 9.43%），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占比降低（44.33% vs. 67.92%）］；而两组患者的性别、CD4⁺ T细胞计数、是否中枢侵犯、是否接受ARL治疗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随访期间共93例（研究组55例，对照组38例）ARL患者死亡，随访时间为11.21（4.00，29.25）个月。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随访时间分别为10.0（4.50，24.50）个月和7.0（2.0，112.0）个月（Z = 0.11、P = 0.910），1年总生存（OS）率分别为54.64%和41.51%（χ² = 2.363、P = 0.124），其中接受抗肿瘤治疗患者的1年OS率分别为69.33%和60.0%（χ² = 0.931、P = 0.335），未接受肿瘤治疗患者的1年OS率分别为4.55%和5.56%（P ＞ 0.99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肿瘤进展是导致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死亡主要原因，分别高达81.82%（45/55）和81.58%（31/38）。

结论

近年ARL患者发病年龄推迟，BL占比较前明显增多，ARL临床分期分级更差，探索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更加迫切。

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继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合并肝门静脉积气（HPVG）的临床特征和诊疗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2月六安市中医院收治的1例COVID-19继发DKA合并HPVG患者的诊疗经过，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患者，男性77岁，2022年2月25日以呼吸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多次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核酸（咽拭子）阳性，诊断为COVID-19，外院予抗感染、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2月27日患者症状加重，伴有纳差、腹胀、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本院血液相关检查提示DKA、脓毒血症、急性肾损伤，胸部+全腹部CT平扫示：左侧胸腔积液伴左肺下叶膨胀不全，双肺炎性病变；门静脉及分支多发积气，腹腔肠管多发扩张积气、积液，并大小不一液平，腹腔少量积液，考虑肠梗阻。入院后立即急诊剖腹探查术，术后予机械通气，美罗培南（1.0 g、静脉滴注，1次/8 h）+利奈唑胺（600 mg、静脉滴注，1次/12 h）抗感染、化痰、补液、控制血糖、护胃、维持电解质平衡等治疗。患者于2022年2月28日下午呈逸博心律，抢救无效死亡。

结论

COVID-19继发DKA合并肠梗阻、HPVG临床罕见，患者病情危重且病死率高，临床医师需提高对COVID-19肺外并发症的认知，尤其是胃肠道症状，早期诊断和治疗，改善预后。

目的

回顾性研究食源性疾病患者的病原学监测结果和临床特征，以期为防控食源性疾病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描述性研究，回顾性收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肠道门诊2014年1月至2023年8月所收治的食源性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和病原学监测结果。按照病原学检测结果分为病原阳性组（494例）和病原阴性组（1 422例），比较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等指标。

结果

共收集病例1 916例，其中男性1 008例（52.6%），女性908例（47.4%）；职业类型主要为学生623例（32.5%）、干部职员498例（26.0%）。临床表现主要为腹泻5～10次/d（1 156例、60.3%）和水样便（1 433例、74.8%），其他症状主要有腹痛（1 123例、58.6%）、恶心（1 038例、54.2%）、呕吐（666例、34.8%）和发热（498例、26.0%）等。1 916例患者中，494例检出病原体，阳性检出率为25.8%，其中336例检出细菌，167例检出病毒，9例同时检出细菌和病毒。共检出504株病原体，主要包括大肠埃希菌169株（33.5%），沙门菌62株（12.3%）、弧菌59株（11.7%）、弯曲菌38株（7.5%）、诺如病毒131株（26.0%）和轮状病毒35株（6.9%）。病原阳性组与病原阴性组患者职业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8.534、P = 0.029）；两组患者发病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22.267、P ＜ 0.001），以第三季度（7～9月份）病原阳性例数最多（690例）。病原体检测阳性患者中，主要病原体为细菌和病毒，其中第一、二、三、四季度检出细菌的比例依次是8.9%（5/56）、66.7%（118/177）、94.0%（189/201）和40.0%（24/60），以第三季度最高。病原阳性组和阴性组中发热患者分别占32.8%（162/494）和23.6%（336/1 4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6.009、P ＜ 0.001）。病原阳性组和阴性组患者腹泻类型（χ² = 6.537、P = 0.037）和进食食品类型（χ² = 45.757、P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食源性疾病是腹泻患者常见病，夏秋季高发，有特征性的病原谱和流行病学特点，需针对重点人群加强和完善食品安全监测和防控。

目的

探讨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的早期预警指标，特别纳入了外周血CXC趋化因子配体9（CXCL9）的检测，为临床早期识别RMPP并及早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2021年8月至2022年4月就诊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且临床诊断为肺炎支原体肺炎（MPP）的128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其中RMPP患儿45例（RMPP组），非RMPP患儿83例（对照组）。比较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及肺内外并发症等。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两组患儿血清CXCL9水平。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RMPP发生的影响因素。采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分析血清CXCL9与发热时间、中性粒细胞比例、C-反应蛋白（CRP）、乳酸脱氢酶（LDH）、D-二聚体、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及干扰素-γ（IFN-γ）水平、肺内并发症及肺外并发症的相关性。

结果

RMPP组患儿发热时间[12（11，15）d vs. 10（8，11）d]和住院时间[9（6，11）d vs. 6（4，7）d]均显著长于对照组患儿，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Z =－5.929、P ＜0.001，Z =－5.949、P ＜ 0.001）；肺内（48.9% vs. 14.5%）及肺外（71.1% vs. 33.7%）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χ² = 17.734、P ＜ 0.001，χ² = 16.369、P ＜ 0.001）。RMPP组患儿中性粒细胞比例（t = 2.339、P = 0.021）、CRP（Z =－4.564、P ＜ 0.001）、D-二聚体（Z =－6.024、P ＜ 0.001）、LDH（Z =－5.535、P ＜ 0.001）、CXCL9（Z =－2.181、P = 0.029）、IL-6（Z =－4.2、P ＜ 0.001）和IFN-γ（Z =－3.729、P ＜ 0.001）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发热时间（OR = 1.818、95%CI：1.363～2.425、P ＜ 0.001）、CXCL9水平（OR = 1.002、95%CI：1.000～1.004、P = 0.04）均为RMPP的影响因素。外周血CXCL9水平与CRP（r = 0.179、P = 0.044）、LDH（r = 0.262、P = 0.003）和血清IL-6（r = 0.279、P = 0.001）水平呈正相关，与血清IFN-γ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 = 0.441、P ＜ 0.001）。

结论

RMPP患儿发热时间、外周血CRP、D-二聚体、LDH、IL-6、IFN-γ及血清CXCL9水平显著升高，且发热时间、血清CXCL9水平为RMPP的影响因素，以上指标均可成为RMPP的良好预警指标，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目的

分析症状性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的临床特征及手术方案，以提高临床对合并HIV感染的颈内动脉闭塞患者的关注。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2020年9月收治的1例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的HIV感染者的临床资料、手术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41岁、男性，以左侧肢体偏瘫起病，发病后间断出现腔隙性脑梗塞表现，患者HIV感染12年，发病前一年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颈部超声提示右侧颈内动脉闭塞，入本院后行磁共振成像（MRI）、CT灌注成像（CTP）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后确诊“症状性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给予行颞浅动脉额支-大脑中动脉搭桥术联合颞浅动脉顶支贴敷术，术后患者神经功能部分恢复，未再发生脑梗塞事件。

结论

HIV感染可能加速颅内大动脉粥样硬化进程。对症状性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的患者，颞浅动脉额支-大脑中动脉搭桥术联合颞浅动脉顶支贴敷术可增加脑灌注，改善患者神经功能，预防同侧脑卒中再发。

目的

分析血液系统恶性肿瘤（HM）患者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并构建与验证预测感染发生风险的列线图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收治的120例首发HM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是否发生感染分为感染组（43例）和对照组（77例）。收集入组患者的一般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HM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发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预测模型（R软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校准曲线图，评估预测模型对HM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感染发生风险的区分度和准确度。

结果

120例HM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患者中，发生感染的患者43例，感染率为35.83%（43/120）。43份感染者标本中共分离出47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33株（70.21%）、革兰阳性菌12株（25.53%）和真菌2株（4.26%）。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化疗次数≥ 3次（OR = 2.561、95%CI：2.019～5.031、P ＜ 0.001）、皮肤黏膜损害（Ⅰ级：OR = 1.547、95%CI：1.215～1.978、P ＜ 0.001；Ⅱ级：OR = 2.649、95%CI：1.134～4.547、P ＜ 0.001；Ⅲ级：OR = 3.423、95%CI：1.753～6.686、P ＜ 0.001）、粒细胞缺乏期mIPS评分≥ 13分（OR = 4.447、95%CI：1.830～8.842、P ＜ 0.001）、粒细胞缺乏≥ 7 d（OR = 5.571、95%CI：1.842～9.421、P ＜0.001）、住院≥ 14 d（OR = 2.213、95%CI：1.264～4.431、P ＜ 0.001）均为HM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患者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列线图模型预测HM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患者发生感染的曲线下面积为0.846（95%CI：0.809～0.884），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7.15%和89.67%，预测感染发生的校准曲线斜率接近1，且拟合优度检验显示该列线图模型预测HM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患者发生感染风险的概率与实际概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169、P = 0.643）。

结论

HM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患者发生感染风险较高，化疗次数≥ 3次、有皮肤黏膜损害、粒细胞缺乏期mIPS评分≥ 13分、粒细胞缺乏≥ 7 d和住院≥ 14 d均为HM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患者发生感染的高危因素，基于上述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对HM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患者感染的发生具有一定预测价值。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易发生各种机会性感染及肿瘤，临床及病理表现往往较为复杂，临床治疗棘手，预后不佳。沙利度胺及其衍生物在抗炎、免疫调节和抗肿瘤等方面具有广泛药理作用，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黏膜溃疡、结节性痒疹、机会性感染、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卡波西肉瘤、非霍奇金淋巴瘤和Castleman病等HIV感染相关疾病中。本文主要对沙利度胺及其衍生物在上述疾病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目的

分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流行病学特征及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生存状况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汕头市中心医院2005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收治的HIV/AIDS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采用寿命表法、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患者的生存率和影响生存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1 085例研究对象主要以男性为主（占83.1%），中位年龄[41（29，53）]岁；主要经性传播感染[811例（74.7%）]；1 012例（93.2%）患者初始接受国家免费一线抗病毒治疗。随访过程中发生血肌酐异常患者15例（1.4%），其中9例患者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入组观察对象抗病毒治疗第1、3、5和1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1%、88%、88%和8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50岁组患者的死亡风险是＜ 30岁组患者的2.213倍（95%CI：1.188～4.124、P ＜ 0.001）；CD4⁺ T淋巴细胞≥ 350个/μl患者、CD4⁺ T淋巴细胞为200～349个/μl患者和CD4⁺ T淋巴细胞为100～199个/μl患者的死亡风险分别为CD4⁺ T淋巴细胞＜ 100个/μl患者的0.325倍（95%CI：0.147～0.721、P = 0.006）、0.456倍（95%CI：0.245～0.850、P = 0.013）和0.535倍（95%CI：0.292～0.978、P = 0.042）；接受抗病毒治疗前WHO临床分期为Ⅳ期患者的死亡风险是Ⅰ期患者的3.875倍（95%CI：1.537～9.771、P = 0.004）。

结论

汕头市HIV感染途径以性传播为主，年龄50岁及以上、低CD4⁺ T淋巴细胞计数、WHO临床分期为Ⅳ期均为影响本地区HIV/AIDS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危险因素；早发现、早治疗是提高该地区HIV/AIDS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目的

探讨急性胰腺炎（AP）患者血清微小RNA-142-3p（miR-142-3p）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水平变化，并采用列线图分析二者评估并发腹腔感染（IAI）的价值。

方法

选取2021年7月至2023年12月西电集团医院医学检验科收治的AP患者186例为观察组，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93例为健康对照组。两组研究对象均检测血清miR-142-3p和PI3K水平。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P患者并发IAI的危险因素，绘制列线图分析miR-142-3p、PI3K对AP并发IAI的评估价值并进行决策曲线分析（DCA）。

结果

观察组患者血清miR-142-3p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t = 8.181、P ＜ 0.001），PI3K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t = 16.605、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并发IAI患者白细胞计数（t = 2.265、P = 0.026）、C-反应蛋白（t = 3.239、P = 0.002）、降钙素原（t = 2.780、P = 0.007）和PI3K水平（t = 5.073、P ＜ 0.001）显著高于非IAI患者，miR-142-3p（t = 3.693、P ＜ 0.001）显着低于非IAI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反应蛋白（OR = 2.831、95%CI：1.563～5.127、P =0.022）、降钙素原（OR = 2.845、95%CI：1.472～5.498、P = 0.016）和PI3K（OR = 3.210、95%CI：1.708～6.032、P ＜ 0.001）均为AP并发IAI的独立危险因素，miR-142-3p（OR = 0.350、95%CI：0.162～0.757、P ＜ 0.001）为AP并发IAI的独立保护因素。列线图预测模型显示，PI3K和miR-142-3p对AP并发IAI具有较高预测价值，一致性指数分别为0.743和0.707；校正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预测AP并发IAI风险与实际发生风险吻合度较高，平均绝对误差为0.026，在可接受范围；在阈值0.1～0.5范围内，联合评估AP并发IAI的净受益率优于PI3K、miR-142-3p单独检测。

结论

AP患者miR-142-3p呈低表达，PI3K呈高表达，二者表达水平是其并发IAI的独立影响因素，可通过检测二者水平评估患者并发IAI的风险。

目的

探讨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SCI-NB）患者间歇导尿（IC）期间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及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2021年5月至2023年6月三六三医院收治的76例SCI-NB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IC期间尿路感染情况及病原菌分布；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和随机森林算法分析SCI-NB患者IC期间尿路感染的影响因素，并建立SCI-NB患者IC期间的尿路感染风险评估量表。

结果

SCI-NB患者IC期间尿路感染发生率为46.05%（35/76）；感染者尿标本共检出55株病原菌，分别为革兰阴性菌70.91%（39/55），革兰阳性菌21.82%（12/55）和真菌7.27%（4/55）。Logistic回归分析结合随机森林算法结果显示，年龄≥ 50岁（OR = 5.075、95%CI：5.067～5.575、P = 0.003）、间歇导尿频次≥ 3次/d（OR = 3.278、95%CI：2.915～3.306、P = 0.017）、病程≥ 6个月（OR = 7.629、95%CI：7.047～7.922、P = 0.006）、抗菌药物使用＞ 2种（OR = 3.529、95%CI：2.908～3.741、P =0.010）、PCT ≥ 2.07 μg/L（OR = 35.489、95%CI：35.201～36.105、P ＜ 0.001）、CRP ≥ 14.98 mg/L（OR = 46.216、95%CI：45.458～46.340、P ＜ 0.001）、IL-6 ≥ 12.72 ng/L（OR = 39.137、95%CI：38.865～39.671、P ＜ 0.001）以及TNF-α ≥ 126.43 μg/L（OR = 23.356、95%CI：22.294～22.472、P ＜0.001）均为SCI-NB患者IC期间发生尿路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在风险评估量表中的分值分别为0.80、0.58、1.00、0.62、1.76、1.89、1.80和1.55分。风险评估量表的灵敏度为78.90%，特异性为71.70%，感染预测值为85.29%，未感染预测值为87.50%。

结论

SCI-NB患者IC期间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主要为大肠埃希菌、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临床上应针对引起尿路感染的相关因素，加强SCINB患者IC期间护理监管，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以预防尿路感染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