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流行性感冒（流感）住院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指标，为早期识别重症患儿提供参考。

选取西安市儿童医院2018年12月至2020年4月收治住院的流感患儿共357例为病例组，并根据病情程度分为轻症组（207例）和重症组（150例）。对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分析两组患儿临床特点及实验室指标差异。同时随机选择同期儿童保健科体检的健康儿童180例为对照组。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25-羟基维生素D[25-（OH）D]水平。探讨25-（OH）D水平与流感重症化的关联性。

357例流感患儿中，男女比例为1.29︰1，年龄分布在1个月10 d~12岁，以5岁以下者为主（276例、77.3%）。其中甲型流感患儿308例（86.3%），乙型流感患儿49例（13.7%）。重症组患儿存在基础疾病（χ² = 5.988、P = 0.014），病程中出现气喘（χ² = 5.272、P = 0.022）、呕吐（χ² = 6.080、P = 0.014）症状者均显著多于轻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重症组患儿白细胞计数（Z =－2.429、P = 0.015）、中性粒细胞计数（Z =－3.106、P = 0.002）、C-反应蛋白（Z =－4.031、P = 0.001）和降钙素原（Z =－0.970、P = 0.016）水平均高于轻症组；淋巴细胞计数（Z = 3.239、P = 0.001）、单核细胞计数（Z = 2.208、P = 0.027）均低于轻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血清25-（OH）D水平，轻症组低于对照组[（30.47 ± 11.23）ng/ml vs. （44.74 ± 12.57）ng/ml：t =－7.783、P < 0.001]，重症组低于对照组[（26.33 ± 6.88）ng/ml vs. （44.74 ± 12.57）ng/ml：t =－8.884、P < 0.001]，重症组低于轻症组[（26.33 ± 6.88）ng/ml vs. （30.47 ± 11.23）ng/ml：t = 2.311、P = 0.0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确定血清25-（OH）D预测重症流感的最佳临界值为22.21 ng/ml，曲线下面积（AUC）为0.691，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8.0%和65.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础疾病（OR = 2.698、P = 0.028）、气喘（OR = 3.764、P = 0.017）、呕吐（OR = 3.455、P = 0.018）和血清25-（OH）D < 22.21 ng/ml（OR = 4.251、P = 0.003）均为流感重症化的危险因素。355例（99.4%）患儿经口服奥司他韦抗病毒及对症治疗后好转或痊愈出院，2例（0.6%）重症组患儿未愈签字出院，住院平均天数为6.2 d。

5岁以下儿童为流感易感人群，儿童流感以甲型流感为主。患有基础疾病，病程中出现气喘及呕吐症状，血清25-（OH）D降低的患儿更易进展为重症病例，但血清25-（OH）D不能单独作为预测重症流感发生的因素。

探讨基于细胞块技术p16/Ki-67双染对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患者的宫颈上皮内瘤变（CIN）2级以上（≥ CIN2）的诊断价值。

收集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收治的222例子宫颈炎患者，均接受阴道镜活检、DNA倍体分析和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R-HPV）检测，细胞学结果均为ASC-US/LSIL病例，对患者剩余的液基细胞学（LBC）标本进行基于细胞块技术的p16/Ki-67双染，绘制受试者操作者特征（ROC）曲线比较细胞块p16/Ki-67双染与DNA倍体分析和HR-HPV对≥ CIN2病变的诊断价值。

细胞块p16/Ki-67双染Kappa值为0.835，与活检病理诊断结果高度一致。细胞块p16/Ki-67双染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900（特异性和敏感度分别为94.16%和85.45%），HR-HPV检测AUC为0.557（特异性和敏感度分别为13.17%和98.18%），DNA倍体分析AUC为0.583（特异性和敏感度分别为32.93%和83.64%）；细胞块p16/Ki-67双染AUC显著高于HR-HPV检测（Z = 11.387、P < 0.001）和DNA倍体分析（Z = 7.476、P < 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HR-HPV检测和DNA倍体分析相比，细胞块p16/Ki-67双染NRI值分别为1.470（95%CI：1.246~1.470、P < 0.001）和1.278（95%CI：1.049~1.278、P < 0.001）；IDI值分别为0.609（95%CI：0.525~0.692、P < 0.001）和0.633%（95%CI：0.554~0.713，P < 0.001）。

基于细胞块p16/Ki-67双染对于≥ CIN2患者的正确分类有更好的预测，是ASC-US/LSIL患者分流的良好方法，可有效避免过度诊断和治疗。

初步探讨光动力联合龈下喷砂疗法治疗后种植体周围环境炎性因子以及微生物菌群分布的变化，为光动力疗法在种植体周围炎治疗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采取单中心、前瞻性、开放标签以及随机对照等研究方法，募集自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口腔科就诊的伴种植体周围炎修复体共9例患者，16颗种植体，对种植体周围炎患者在接受光动力联合龈下喷砂疗法治疗前及治疗后1周、2周、4周、12周和24周提取龈沟液，并通过对龈沟液菌群分布的改变进行扩增子检测，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分析龈沟液菌群分布的改变，从致病菌群角度分析光动力疗法治疗种植体周围炎的可能机制（本试验分别在门、纲、目、科、属、种分类等级进行组间显著性差异分析。在Alpha多样性分析中差异分析使用R软件完成，检验方法使用秩和检验。

所有受试者均完成计划随访。接受光动力联合龈下喷砂治疗后的种植体周围炎患者治疗前后龈沟液样本的α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种植体周围炎患者接受光动力联合龈下喷砂疗法治疗后5组Observed species、Chao及Ace指数均高于治疗前，其中Chao指数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5.688、P = 0.033），表明各组间OTU低丰度物种的改变有差异，操作分类单元分布呈现显著变化，多为低丰度菌群改变。β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基于weighted_unifrac、unweighted_unifrac和bray_curtis距离的主坐标分析均显示各组间群落多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元方差分析P均> 0.05。其中基于非加权Unifrac距离的主坐标分析提示治疗后24周与其他组区分更为明显，组间两两比较显示治疗后24周与其他5组β多样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χ² = 7.751、P = 0.005；W1：χ² = 6.471、P = 0.011；W2：χ² = 4.997、P = 0.025；W4：χ² = 3.612、P = 0.0415；W12：χ² = 3.125、P = 0.0486），提示在不考虑丰度信息下，治疗后24周群落的多样性与前组显著不同。

种植体周围炎患者接受光动力联合龈下喷砂疗法治疗前后多组间的龈沟液菌群组成未发生显著变化，治疗后24周的物种多样性显著高于治疗前，主要体现在非优势菌的增加。为进一步研究该疗法对种植体周围炎在调节局部微生态环境、长期维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探讨慢性呼吸衰竭合并肺部念珠菌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影响因素。

对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收治的慢性呼吸衰竭合并肺部念珠菌感染者80例（观察组）的临床资料（人口学特征、基础疾病、实验室检查指标以及治疗措施）进行回顾性分析，并选取同期未合并肺部念珠菌感染的80例慢性呼吸衰竭患者为对照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慢性呼吸衰竭合并肺部念珠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观察组中以男性居多（53例，66.25%），年龄为31~86岁，平均年龄为（57.86 ± 10.53）岁，其中60岁以上患者56例（70.00%）；平均身体质量指数（BMI）为（22.26 ± 3.15）kg/m²；平均病程（9.45 ± 1.28）年；多数患者吸烟（63例，78.75%）和饮酒（57例，71.25%）；患者呼吸频率及心率均高出正常范围；51例患者（63.75%）进行过侵入性诊疗操作。最常见基础疾病为肺部疾病[33例（41.25%）]，其次为心血管疾病[28例（35.00%）]；实验室检查指标中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NEUT）、淋巴细胞（LYMP）、C-反应蛋白（CRP）和降钙素原（PCT）水平异常。既往治疗中，55例（68.75%）患者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59例（73.75%）患者长期使用抗菌药物，42例（52.50%）患者进行过机械通气治疗。观察组患者年龄> 60岁[56（70.00%）vs. 40（50.00%）]、侵入性诊疗操作[51（63.75%）vs. 32（40.00%）]、肺部疾病[33（41.25%）vs. 18（22.50%）]、心血管疾病[28（35.00%）vs. 16（20.00%）]、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55（68.75%）vs. 42（52.50%）]、长期使用抗菌药物[59（73.75%）vs. 43（53.75%）]、机械通气[42（52.50%）vs. 26（32.50%）]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观察组患者LYMP [（0.53 ± 0.02）× 10⁹/L vs.（0.92 ± 0.04）× 10⁹/L]、CRP[（91.25 ± 10.23）mg/L vs.（72.58 ± 8.64）mg/L]、PCT[0.82（0.23，4.63）μg/L vs. 0.39（0.11，0.92）μg/L]含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78.000、P = 0.001，t = 12.471、P = 0.001，Z = 2.558、P = 0.01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侵入性诊疗操作（OR = 3.115、95%CI：1.243~5.423、P = 0.012）、合并肺部疾病（OR = 3.144、95%CI：1.499~5.847、P < 0.001）、PCT（OR = 3.134、95%CI：1.259~4.186、P = 0.018）、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OR = 3.17、95%CI：1.628~5.186、P < 0.001）、长期使用抗菌药物（OR = 2.169、95%CI：1.114~3.798、P = 0.021）和机械通气（OR = 3.104、95%CI：2.001~5.364、P < 0.001）均为影响慢性呼吸衰竭合并肺部念珠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慢性呼吸衰竭合并肺部念珠菌感染多发于老年男性，肺部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为其常见的基础疾病，侵入性诊疗操作如机械通气为该病发生的重要医源性因素，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和抗菌药物均为影响该病的危险因素，此类患者应予以高度重视。

探讨图形翻转视觉诱发电位（P-VEP）在神经梅毒所致视神经损伤患者的早期诊断及病情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完善P-VEP检查且P100波潜伏期异常的21例神经梅毒患者，分析其P-VEP结果、临床表现、脑脊液及血清指标的特点。

21例P-VEP异常的神经梅毒患者中以男性患者多见（76%、16/21），平均年龄为（45.0 ± 11.5）岁。17例患者眼部症状阳性，4例患者眼部症状阴性。17例眼部症状阳性的患者均被诊断为视神经炎。P-VEP异常主要表现为P100波潜伏期延长或P100波缺失。患眼P100波潜伏期（135.16 ± 22.21）ms较正常眼潜伏期（92.75 ± 8.26）ms显著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813、P = 0.007）。眼部症状阳性的神经梅毒患者较症状阴性患者的P100波潜伏期更长[（137.94 ± 23.12）ms vs.（120.33 ± 5.50）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1.28、P = 0.217）。P100波潜伏期和脑脊液白细胞（r = 0.349、P = 0.155）及蛋白（r = 0.240、P = 0.323）间无显著相关性。追踪分析8例治疗后复查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治疗前后P100波潜伏期变化与血清及脑脊液常规、生化指标间无显著相关性（P均> 0.05）。有5只患眼表现为P100波缺失，其在治疗后6个月内P100波仍缺失。

神经梅毒患者P-VEP检查P100波潜伏期延长或波形缺失提示视神经损害；P100波波形缺失可能提示视神经损伤较为严重或不可逆转；在神经梅毒患者未出现视神经受损症状前即可通过检查P-VEP发现视神经受损，为明确神经梅毒患者是否存在视神经损伤及损伤程度提供一定依据。

探讨预防肺吸虫病误诊的方法，分析血小板（PLT）和嗜酸性粒细胞（EOS）在肺吸虫病临床诊断中的价值。

报告1例以"咳嗽4个月，右侧胸背部包块2个月"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肺吸虫病患儿的诊疗过程中PLT和EOS水平变化，分析PLT和EOS在肺吸虫病诊断中的价值。

因本例患者仅以临床症状、体征、胸部CT结果为诊断依据，未仔细询问个人史，未辨证分析PLT和EOS变化，导致多次误诊，并因误诊实施全身麻醉下包块切除术，经规范治疗患者PLT和EOS水平逐步恢复正常。

辨证分析PLT和EOS是临床发现肺吸虫感染的关键，抗原和抗体检查是其确诊的依据。PLT和EOS为反映疗效的重要指标。

研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患者合并乙型肝炎病毒（HBV）和（或）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的临床特征。

收集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住院的8 369例HIV/AIDS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HIV/AIDS与HBV和（或）HCV共感染及重症肝病临床类型的发生率、HIV RNA载量、CD4⁺ T细胞计数、病死率及职业、民族分布等。其中女性2 145例、男性6 224例。对3 220例资料完整且同时检测HIV RNA、T淋巴细胞亚群数据进行分析。将共感染组患者分为HIV/HBV组（317例）、HIV/HCV组（326例）、HIV/HBV/HCV组（39例）和单纯HIV/AIDS组（2 538例）。各组HIV RNA载量整体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细胞免疫功能指标（CD4⁺ T、CD8⁺ T）分析采用非参数检验的秩和检验，重症肝病发生率和病死率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

8 369例HIV/AIDS患者现症HBV感染、现症HCV感染、肝硬化、肝细胞癌和肝功能衰竭发生率分别为4.90%（410/8 369）、5.07%（424/8 369）、13.98%（1 170/8 369）、0.32%（27/8 369）和0.44%（37/8 369）。HIV/AIDS与HBV和（或）HCV共感染者的民族分布居前3位者为汉族[8.67%（522/6 021）]、壮族[11.74%（254/2 164）]、瑶族[4.29%（6/140）]；职业分布前3位为无业人员[15.42%（218/1 414）]、自由职业者[12.33%（84/681）]和商业服务员[12.2%（5/41）]。HIV/HBV组、HIV/HCV组、HIV/HBV/HCV组患者HIV RNA载量分别为（5.51 ± 0.22）log₁₀拷贝/ml、（5.31 ± 0.23）log₁₀拷贝/ml和（5.04 ± 0.12）log₁₀拷贝/ml，均显著高于单纯HIV/AIDS组[（4.02 ± 0.20）log₁₀拷贝/ml]（t = 123.633、107.676、31.758，P均< 0.001）。HIV/HBV组、HIV/HCV组、HIV/HBV/HCV组患者CD4⁺ T细胞计数[M（P25，P75）]分别为10.85（65.36，150.78）个/μl、232.47（178.56，277.98）个/μl和152.69（101.25，200.35）个/μl，均显著低于单纯HIV/AIDS组的CD4⁺ T细胞[278.35（231.65，325.74）个/μl]（Z = 24.400、8.284、8.046，P均< 0.001）。三组患者CD8⁺ T细胞[M（P25，P75）]分别为387.25（285.45，452.35）个/μl、654.23（412.87，798.56）个/μl和545.87（301.95，654.56）个/μl，均显著低于单纯HIV/AIDS组[725.14（500.47，879.89）个/μl]（Z = 18.560、3.142、5.754，P均< 0.001）；CD8⁺ T细胞数[M（P25，P75）]组间两两比较：HIV/HCV组与HIV/HBV组[654.23（412.87，798.56）个/μl vs. 387.25（285.45，452.35），Z = 13.250、P < 0.001]、HIV/HBV组与HIV/HCV/HBV组[387.25（285.45，452.35）个/μl vs. 545.87（301.95，654.56），Z = 3.235、P < 0.001]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CD4⁺ T细胞数[M（P25，P75）]组间两两比较：HIV/HCV组与HIV/HBV组[232.47（178.56，277.98）个/μl vs. 110.85（65.36，150.78），Z = 16.117、P < 0.001]、HIV/HBV组与HIV/HCV/HBV组[110.85 （65.36，150.78）个/μl vs. 152.69（101.25，200.35）个/μl，Z = 24.400、P < 0.001]、HIV/HCV组与HIV/HBV/HCV组[232.47 （178.56，277.98）个/μl vs. 152.69（101.25，200.35），Z = 5.810、P < 0.001]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HIV/HBV组、HIV/HCV组、HIV/HBV/HCV组患者重症肝病（肝硬化、肝细胞癌、肝功能衰竭）发生率分别为14.44%（53/367）（χ² = 500.40、P < 0.001）、13.91%（53/381）（χ² = 510.42、P < 0.001）和62.79%（27/43）（Fisher’s确切概率法：P < 0.001），与单纯HIV/AIDS组的重症肝病发生率（48/7 578、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四组整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648.84、P < 0.001）。入组患者总病死率为8.09%（677/8 369），其中HIV/HBV组、HIV/HCV组和HIV/HBV/HCV组患者病死率分别为2.1%（11/367）、3.15%（12/381）和13.95%（6/43），与单纯HIV/AIDS组患者病死率（5/7 578、0.0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sher’s确切概率法：P均< 0.001），且四组整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348.48、P < 0.001）。

本院AIDS患者尤其是壮汉族患者、无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与HBV和（或）HCV共感染率高，与HBV和（或）HCV共感染后可能促进HIV RNA复制，加重细胞免疫功能损伤，致使细胞免疫功能进一步下降，导致肝硬化、肝细胞癌或肝功能衰竭等重症肝病的发生率以及病死率升高。

分析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并发中枢神经系统（CNS）机会性感染（OIs）的临床特点和预后影响因素。

收集2012年1月至2018年3月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的153例临床诊断为AIDS并发CNS OIs患者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断、治疗以及预后等。随访半年，根据半年内患者是否死亡分为死亡组和生存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IDS并发CNS OIs患者预后影响因素。

153例AIDS并发CNS OIs患者疾病诊断依次为新型隐球菌脑膜（脑）炎73例（47.7%），不明原因CNS感染27例（17.6%），混合感染性CNS疾病14例（9.2%），CMV性神经系统疾病12例（7.8%），弓形虫脑病12例（7.8%），结核性脑膜（脑）炎9例（5.9%），神经梅毒5例（3.3%），单纯疱疹病毒性脑膜脑炎1例（0.7%）。经对因和（或）对症治疗后，102例（66.7%）患者病情稳定，51例（33.3%）患者死亡。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意识障碍、肌力下降、外周血CD4⁺ T淋巴细胞计数< 25个/μl、并发EB病毒（EBV）血症均为AIDS并发CNS OIs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00、0.014、0.012、0.005）。

AIDS并发CNS OIs的疾病诊断种类较多、诊疗难度大，且病死率高。CNS功能严重受损、免疫功能严重缺陷、并发EBV血症是AIDS并发CNS OIs患者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临床上需对上述高危患者进行早期筛查，早期发现CNS OIs并及时针对治疗可降低其发病率和病死率。

分析临床收治的手足口病合并多形红斑的病例，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回顾性分析1例手足口病合并多形红斑患儿的临床资料、诊疗经过和预后。

经抗病毒、抗过敏、局部抗炎等治疗5 d后患儿皮疹消退出院，无后遗症。

肠道病毒感染出现典型手足口病皮疹的同时可以并发多形红斑，对不典型皮疹应引起临床医生重视。

分析北京某次暴发性腺病毒-55型（HAdV-55）所致呼吸系统感染的临床特点，以提高对腺病毒-55型呼吸系统感染的认识和诊疗水平。

诊断为急性HAdV-55呼吸道感染的48例患者于2020年1月26日至2020年2月6日由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集中收治，回顾性收集和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症状、体征、实验室指标[包括血常规、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CRP）、血生化、病原体核酸检测]、治疗方法及预后等。根据CT影响是否出现变化性肺部病变将入组患者分为肺炎组（18例）和上呼吸道感染组（30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症状分布比例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

入组48例患者平均年龄为（20.6 ± 1.8）岁，83.3%（40/48）病例是从中等以下城市或农村初次入京；58.3%（28/48）患者最高体温> 39 ℃，其中肺炎组12例，上呼吸道感染组16例（χ² = 0.823、P = 0.346）；84.6%（22/26）咯痰患者咯黄痰，其中肺炎组11例，上呼吸道感染组11例（χ² = 0.142、P = 0.70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去除6例治疗超过4 d的患者，初诊42例患者外周血白细胞平均计数为（9.03 ± 0.37）× 10⁹/L，而肺炎组[（9.08 ± 3.01）× 10⁹/L]和上呼吸道感染组[（9.01 ± 2.02）× 10⁹/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086、P = 0.932），38.1%（16/42）患者白细胞计数> 10 × 10⁹/L；42例初诊患者CRP平均为（29.0 ± 17.2）mg/L，而肺炎组[（30.2 ± 13.7）mg/L]和上呼吸道感染组[（28.3 ± 19.0）mg/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0.338、P = 0.737）；肺炎病灶基本位于肺外带，接近胸膜或与胸膜连接；体温恢复正常后第7天，复测的8例患者中7例HAdV核酸阳性。

人HAdV-55所致急性呼吸系统感染者的症状及血常规表现出高热、黄痰、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增高及淋巴细胞计数正常等细菌性呼吸系统感染的特点；患者体温恢复正常后1周内仍可能具有传染性。

探讨梅毒感染孕妇经规范母婴阻断治疗后，对自身梅毒感染及围产儿结局的影响。

以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产科分娩，以诊断为妊娠期合并梅毒的485对孕妇及其娩出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孕母分娩前梅毒TRUST滴度分为TRUST≥ 1︰16组（高滴度）100例和TRUST ≤ 1︰8组（低滴度）385例。根据孕期是否规范驱梅治疗将患者分为规范治疗组（405例）和未规范治疗组（80例）；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连续校正卡方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比较各组孕妇及新生儿TRUST滴度以及母婴不良结局（早产、低出生体重儿、胎死宫内或新生儿死亡、出生缺陷、新生儿感染、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以及先天梅毒儿）。

与TRUST ≤ 1︰8组相比，TRUST≥ 1︰16组新生儿先天梅毒发生率为12.0%（12/100）和0%（0/385）（χ² = 47.372、P < 0.001），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7%（17/100）和1.7%（6/385）（χ² = 41.9、P < 0.001），早产发生率为13.0%（13/100）和5.1%（20/385）（χ² = 7.626、P = 0.009），新生儿感染发生率为39.0%（39/100）和2.7%（10/385）（χ² = 115.82、P < 0.001），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为6.0%（6/100）和1.3%（5/385）（χ² = 7.915，P = 0.0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规范治疗组与未规范治疗组相比，孕妇TRUST滴度较治疗前下降率为68.0%（276/405）和33.3%（27/80）（χ² = 33.717、P < 0.001），新生儿出生时TRUST滴度阴性率为57.8%（235/405）和28.6%（23/80）（χ² = 22.995、P < 0.001），早产发生率为5.10%（21/405）和14.3%（12/80）（χ² = 10.148、P = 0.003），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为1.48%（6/405）和6.25%（5/80）（χ² = 6.853、P = 0.022），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7%（7/405）和20.0%（16/80）（χ² = 45.409、P < 0.001），新生儿感染发生率为1.4%（6/405）和53.7%（43/80）（χ² = 200.948、P < 0.001），先天梅毒感染率为0%（0/405）和15%（12/80）（χ² = 56.23、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分娩前孕母血清TRUST滴度越高，新生儿出生缺陷、先天性梅毒、新生儿感染、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越高，而孕期规范的药物治疗可有效治疗孕期梅毒，妊娠结局良好，并显著改善新生儿结局。

建立一款用于术前预测感染性肾结石的列线图模型并进行验证。

回顾性总结2020年2月至2023年2月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徐州医科大学武进临床学院）诊断肾结石患者共350例，按7︰3随机分为建模集（245例）和验证集（105例）。建模集中感染性肾结石91例和无感染性肾结石154例，验证集中感染性肾结石患者39例和无感染性肾结石患者66例。比较建模集中感染性肾结石组与无感染性肾结石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回归（Lasso）模型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感染性肾结石的危险因素，R软件建立列线图模型，采用1 000次自我重复采样进行验证。

单因素分析发现，建模集患者中感染性肾结石组女性、复发性肾结石和鹿角形结石、结石面积较无感染性肾结石组显著增加，而结石Hounsfield单位（HU）显著降低；术前膀胱尿液培养阳性（PBUC）、尿白细胞计数（WBC）和细菌量、尿蛋白阳性、尿亚硝酸盐阳性、尿白细胞酯酶阳性（ULE）、尿pH值升高、尿液浊度阳性例数占比较无感染性肾结石组显著增多，而尿比重显著下降；血尿酸水平较无感染性肾结石组降低，但血磷和血镁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Lasso回归分析筛选出8个最具差异性的指标，即女性、复发性肾结石、结石面积≥ 601 mm²、HU值< 1 000、阳性PBUC、阳性ULE、尿pH和尿液浊度阳性。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 = 1.568、95%CI：1.231~1.902、P < 0.001）、复发性肾结石（OR = 3.023、95%CI：2.568~3.467、P < 0.001）、结石面积≥ 601 mm²（OR = 2.123、95%CI：1.756~2.569、P < 0.001）、HU值< 1 000（OR = 3.856、95%CI：3.456~4.325、P < 0.001）、阳性PBUC（OR = 1.895、95%CI：1.623~2.325、P < 0.001）、阳性ULE（OR = 1.754、95%CI：1.326~2.124、P < 0.001）、尿pH > 6.5（OR = 1.323、95%CI：1.102~1.889、P < 0.001）和尿液浊度阳性（OR = 1.602、95%CI：1.314~1.956、P < 0.001）均为感染性肾结石的危险因素。通过R软件建立列线图模型，总分220分。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显示，列线图模型预测验证集感染性肾结石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9.8%和83.2%，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56（95%CI：0.810~0.912、P < 0.001），提示模型的诊断区分效能较好。校正曲线和决策曲线也显示模型有较好的吻合度和临床净获益比。

女性、复发性肾结石、结石面积≥ 601 mm²、HU值< 1 000、阳性PBUC、阳性ULE、尿pH和尿液浊度阳性可辅助评估感染性肾结石的发生风险，本研究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可指导临床实践，有较好的应用潜力。

分析不同严重程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在入院初期临床检测指标特点，寻找可预警轻型/普通型发展为重型/危重型的实验室检测指标。

回顾性研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于2020年2月收治的44例COVID-19患者病历资料，依据病情严重程度，将患者分为轻型/普通型组28例，重型/危重型组16例。分析患者入院3天内血常规[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NEU）、淋巴细胞（LYM）、单核细胞百分比（MON）、血小板（PLT）]、生化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ALB）、肌酐（CREA）]、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以及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等指标，采用t检验、秩和检验或卡方检验进行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病情重症化的风险因素。

重型/危重型组患者外周血WBC、NEU、MON、PLT、LYM、CD3⁺ T细胞、CD3⁺CD4⁺T细胞、CD3⁺CD8⁺ T细胞、CD4⁺/CD8⁺、CD19⁺、CD16⁺CD56⁺细胞计数均低于轻型/普通型组，其中CD3⁺T细胞（t = 2.24、P = 0.03）、CD3⁺CD4⁺ T细胞（t = 2.148、P = 0.037）和外周血淋巴细胞（t = 2.039、P = 0.0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重型/危重型组患者血清IL-6为21.06（11.02，36.43）pg/ml，轻型/普通型组患者为6.13（3.14，12.54）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 2.952、P = 0.003）。重型/危重型组患者咽拭子样本和粪便样本新型冠病毒核酸Ct值分别为（30.03 ± 1.196）和（33.12 ± 1.48），均低于轻型/普通型组患者新型冠病毒核酸Ct值[（33.56 ± 0.75）和（35.76 ± 0.9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 2.634、P = 0.012，t = 1.545、P = 0.130）。重型/危重型组患者住院天数[（25.06 ± 3.01）d]显著长于轻型/普通型组患者[（11.79 ± 1.06）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4.986、P < 0.001）。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发现IL-6（OR = 1.059、P = 0.039）和住院天数（OR = 1.173、P = 0.005）均为COVID-19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

不同严重程度COVID-19患者入院初期淋巴细胞及亚群、IL-6及病毒核酸水平存在差异，其中住院天数和IL-6异常升高是重症化的危险因素，对COVID-19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临床分型的早期预判有重要意义。

探讨门诊及住院患者梅毒螺旋体（TP）抗体检出情况，并对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CMIA）筛查的假阳性样本进行分析，评估CMIA在抗-TP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采用CMIA对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北京市健宫医院门诊及住院的44 558例患者的临床标本进行TP特异性抗体筛查，TP抗体阳性样本进一步进行TP颗粒凝集试验（TPPA）确证和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RPR）检测，应用SPSS 25.0软件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组间抗-TP筛查、RPR效价进行统计学分析。

44 558例血清样本经CMIA进行抗-TP筛查，检出抗-TP阳性样本996例。经TPPA确认阳性反应样本898例，CMIA初筛阳性与TPPA确认阳性结果比较，假阳性率为0.22%（98/44 558），阳性预测值为90.16%（898/996），特异性为99.78%（43 660/43 758）。S/CO值大于9的样本，TPPA确证阳性预测值为100.00%（898/898），根据S/CO值分为1～2、2～3、3～5、5～9和> 9共5组，TPPA阳性预测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309.81、P < 0.001）。996例RPR试验样本中，检出RPR阳性336例，效价≤ 1︰8的样本占RPR阳性样本的84.23%（283/336）。≥ 80岁年龄组阳性率最高，经TPPA确认阳性反应样本阳性率为2.76%（84/3 042），高于总体阳性率[2.02%（898/44 5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7.84、P = 0.005）。TPPA确认阳性反应样本中男性患者阳性检出率为2.68%（467/17 413），女性患者阳性率为1.59%（431/27 1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64.31、P < 0.001）。经RPR检测，40～59岁年龄组患者阳性率最高，为0.84%（124/14 810），高于总体阳性率[ 0.75%（336/44 558） ]。经RPR检测男性患者阳性检出率为1.05%（182/17 413），女性患者阳性检出率为0.57%（154/27 1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32.37、P < 0.001）。

TP血清学试验采取CMIA联合TPPA和RPR检测的策略行之有效。重视对特殊人群、高危人群和重点科室抗-TP阳性结果的分析，正确检测、准确及时报告并合理解读TP血清试验结果极其重要。